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19-12-17 09:41

　　摘 要: 围绕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是否有效以及是不是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都能够促进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现实问题，以有效微观调查问卷数据为例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在控制了农产品电商是否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同时，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还会受到诸如农产品电商自身、农产品电商家庭以及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无论是从区域层面看，还是从户籍层面看，虽然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有效性都值得高度肯定，但不同政策在区域和户籍之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这种异质性不随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 农产品电商; 政策有效性; 农产品电商政策; 农产品电商发展;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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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农产品流通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传统意义上钱货两清的农产品交易模式逐步被农产品电子商务所取代，农产品电子商务基本上辐射到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阿里平台为例，2016 年，阿里平台上经营农产品的卖家数量达到 103. 5 万个，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过 1000 亿元; 不仅如此，农产品电商覆盖范围广，增长速度快。比如，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福建、湖北、河南和四川等十省市农产品网购消费额均超过 110 亿元，贵州和西藏农产品网购增长速度尤为迅速; 与上一年相比，阿里平台蔬菜网络销售额增速最快，高达 151% ，以番薯、姜、蒜、土豆等为代表的蔬菜日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上一年相比，2016 年进口农产品增长迅速，如新西兰红梨、厄瓜多尔白虾、澳大利亚牛肉等在我国网络上的销售情况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当然，农产品网络销售的快速发展与农产品营销创新密切相关，农产品网络直播、社群化互动、内容营销等创新多样，极大地扩展农产品电商的影响力，提升消费体验①。

　　二、文献综述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扶持政策问题，但相关的研究则较多。在国外，直接研究农产品电商的学者相对较少。比如，Wen 基于农产品电商产 -供 - 销一体化的思路出发，将 GPS 系统与其设计出的农产品智能电商交易系统( KIES 系统) 有机结合，力求又好又快地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2]。 Maurizio et al 重点研究了农产品在线交易过程中的信任问题，认为信任的存在是农产品电商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信任的不够健全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缓慢[3]。Dariusz 在全面考察波兰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现实基础上，预测了波兰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前景，认为未来波兰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会进一步提档加速[4]。此外，围绕着电子商务交易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相关研究。比如，Mayer et al、McKnight 和 Chervany、Gefen et al 重点研究了电子商务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认为在线商品交易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关键在于商品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信任; 否 则，交 易 则 无 法 进行[5 - 7]。也就是说，信任是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再比如，Hong 和 Cha、Karimov 和 Brengman 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依然是存在的，对于商品的需求者而言，“物美、价 廉、有 保 障 ”始终是其购物的最基本原则[8 - 9]。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互联网 + 时代农产品电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问卷发放的区域为我国东中西部的 15 个省级单位，具体包括东部地区的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和辽宁省等 8 个省级单位，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河南省等 4 个省级单位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3 个省级单位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些省级单位作为问卷发放区域，主要是因为这些省级单位 2014 在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农产品电商竞争力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在各自所在的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排名均靠前。评价各省级单位的农业综合竞争力，借用的是陈卫平和赵彦云、游士兵和肖加元的研究成果[16 - 17]; 而评价各省级单位农产品电商竞争力，则借鉴的是张瑞东和蒋正伟的研究成果[18]。在每一个样本省级单位，课题组发放调查问卷 150 份，累计发放调查问卷 2250 份，实 际 回 收 问 卷 2180 份，剔除缺乏关键信息的调查问卷 49 分，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2131 份，有效率为 94. 71% 。除调查问卷数据外，本文研究还使用到了调查问卷发放所实际涉及到的 50 个区县的部分宏观经济数据，这部分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 二) 变量定义

　　要实证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必须科学界定被解释变量。在本文的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指的是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在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作用下农产品电商的实际发展状况。从本质上来看，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能够在实现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达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效果; 作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企业具有组织性、经济性、商品性、盈利性和独立性等显著特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特殊的经济实体，绝大多数农产品电商虽然并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也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收，但农产品电商自身具有现代意义上企业的各项显著特征，可以将其看作企业[19]。基于此，对于农产品电商的具体发展状况，可以借鉴企业发展的相应指标来进行测度，采用企业发展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来衡量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实际成效。考虑到本文研究采取的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的截面数据，为更好地捕捉动态效应，对农产品电商偿债能力的赋值分别为- 1、0 和 1，分别对应偿债能力的减弱、一般和增强[20]; 相应地，对农产品电商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赋值与偿债能力的赋值相类似。

　　四、实证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序响应变量，而从理论上来看，由于有序变量相邻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比性，这将导致最小二乘法( OLS) 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学者会选择采用 Ordered Probit 或者是 Ordered Logit 模型来进行研究，这是不是意味着本文研究也必须采用 Ordered Probit 或者是 Ordered Logit 模型呢? 或者说，对于有序响应变量是不是都应该采取 Ordered Probit 或者是 Ordered Logit 模型来进行研究呢?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并非如此。比如，Ferrer-i-Carbonell 和 Frijters、Angrist 和 Pischke 在研究主观幸福感时明确指出: 即便是有序响应变量，只要回归方程设定正确，那么无论是将主观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 基数) 使用 OLS 方法估计，或者是将其视为有序变量( 序数) 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两种方法在估计参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上具有一致性，并无优劣高下之分，鲁元平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24 - 26]; 陈钊等在研究类似问题时也发现: 采用基于个人层面的 Ordered Logit 模型与使用 OLS 法得到的结果中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无本质上的差异[27]。为了慎重起见，本文研究决 定 同 时 采 用 OLS 和 Ordered Probit 来 进 行回归①。

　　二) 内生性问题

　　回归分析始终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之一就是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会存在内生性，而内生性会使参数 OLS 估计量的无偏性和一致性无法得到保证，进而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信。从本文研究的实际来看，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是否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的扶持政策确实是一个内生变量。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农产品电商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创业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农户显著增多，而且既有农产品电商发展规模也在政府的扶持下日益扩大，实际效益也不断好转; 另一方面，农产品电商的快速发展，又会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层面有更多的诉求，这必然会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会不断地创新相关电商扶持政策，进一步促进农产品电商的深入发展。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农产品电商扶持政策与农产品电商发展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导致相关扶持政策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进而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克服核心解释变量农产品电商是否享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 理想的工具变量，既要与被替代变量紧密相关，还需要与随机扰动项以及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31 - 32]。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拟将农产品电商每天通过网络查看财经信息的时间作为工具变量。之所以选择该工具变量，主要是因为从实地调研来看，绝大部分农产品电商每天都会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农产品电商发展方面的财经信息，自然也就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层面的相关政策; 通过对政策的了解、消化和吸收，农产品电商逐步有意识地利用政策优势来强化自身的发展。对于工具变量，本文研究分别采用 LR 统计量和 Hansen’s J 统计量进行检验，力求确保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既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也不存在识别过度的问题[33]。从这两个统计量的实际情况来看，本文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科学合理的①。在确定了合理的工具变量之后，本文研究采用 2SLS 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②。从表 2 的结果来看，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更为显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具体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亦采用前文相类似的办法来进行内生性问题研究; 受篇幅限制，本文研究不再单独提供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找笔者索取。从实际结果来看，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具体政策亦是有效的，消除了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具体政策的有效性更为显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不同类型政策有效性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采用的是与前文相类似的处理方式来进行处理，实证结果也与前文类似，即消除内生性问题后，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和构筑安全保障政策系数仍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营造发展环境政策、推动转型升级政策、完善物流设施政策、提升对外开放政策、健全安全体系政策等的系数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新的系数比采用 OLS 实证所得到的系数更大，说明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营造发展环境政策、推动转型升级政策、完善物流设施政策、提升对外开放政策、健全安全体系政策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大。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

　　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是否有效? 是不是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所有政策都有效? 或者说，不同的政策在促进农产品电商发展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围绕这两个主要问题，本文研究以有效微观问卷调查数据为例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在控制了农产品电商是否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扶持政策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不仅如此，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有效性，还会受到诸如农产品电商自身、农产品电商家庭以及农产品电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政策的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不同政策对不同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促进就业创业政策、推动转型升级政策和完善物流设施政策等相关政策的政策成效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来说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对东部地区农产品电商来说则表现得不够明显; 构筑安全保障政策对东部地区农产品电商来说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来说则表现得不够明显。从户籍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城镇户籍的农产品电商来说，还是对于农村户籍的农产品电商来说，政府扶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政策都是有效的，但不同政策对不同户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营造发展环境政策、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完善物流设施政策对农村户籍的农产品电商发展更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于城镇户籍的农产品电商来说影响则不显著; 推动转型升级政策、构筑安全保障政策对城镇户籍的农产品电商发展更具有积极影响，而对农村户籍的农产品电商的影响则相反。

　　参考文献:

　　[1]洪 涛 . 2015 年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与 2016 年展望 ( 上) [J]. 商业经济研究，2016( 11) : 63-66.

　　[2]Wen W. A knowledge-based intelligent electronic commerce system for sell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J].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2007，57( 1) : 33-46.

　　[3]Dariusz S.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agribusiness: The Polish example[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5，( 23) : 131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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