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自然博物馆的对话内容研究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19-10-14 14:40

　　【摘要】 通过对话分析，可以了解观众在观展过程中细微、即时的学习行为。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采取非干预式观察方法对展览观众进行调查，记录其对话及相关互动行为，以访谈法作为辅助了解观众发生对话的原因，采用艾伦的对话分析框架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与学习有关的对话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群体间的对话以知觉型对话为主。上述调查带来的启示是: 可通过展览内容的生活化、展示方式的多样化、展品位置的合理规划以及展示说明的有效性，更有效地引发和促进观众之间的学习型对话。

　　【关键词】 博物馆; 观众; 学习行为; 对话分析; 学习型对话

　　展览是博物馆最基本独特的传播方式，也是观众学习的主要途径。观众在场馆中由展品引发的思维活动及在参观中使用的认知策略都具有内隐性，无法通过常规的行为观察方法进行考察，但对话却很好地反映了参观者的所思所想。通过分析观众对话，研究者可以了解个体怎样利用与参观主题相关的先前知识来建构意义、进行学习。[1] 此外，在观众参观过程中，观众之间的言语互动有助于加深对展品的理解，实现知识共享。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观众研究工作起步较早，行为和言语这两个探究学习的重要维度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美国博物馆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了 “博物馆学习合作计划” (Museum Learning Collaborative)，主张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致力于博物馆对话分析，着重分析行为者在对话情境中外显的话语及行动，并强调话语的选择是受到社会情境所影响。[2] 群体间的互动行为和言语会话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针对观众对话的研究更加深入化，会关注到观众的身份认同、解释参与和学习环境等因素对观众对话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了跟踪观察法收集数据，调查人跟踪观众在展厅的参观行为，采取纸笔记录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用时、行为、对话等信息，并且以访谈法作为辅助了解观众的身份信息、发生对话的原因和参观后的收获。为保证样本的随机性，采用了等距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在展览入口处等待观众，每隔 5 组观众选取一组作为观察对象。本次调查为非干预式的观察，因此在观察之前事先不告知观众，而在展区入口处立牌告知观众此展示区域会有观众调查。展览的展出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具体的观察时间为展览期间每天 10: 00—16:00 之间，同时避开展览的讲解和教育活动。在展览期间一共收集到 200 组样本，本文主要关注群体之间的对话，因此排除独自参观的个人样本之后，共收集到 89 组亲子家庭样本和 67 组成人群体样本。本研究中的亲子家庭是指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与儿童组成的参观团体，成人群体是指由两个以上的成年人组成的参观团体。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亲子家庭和成人 群 体 在 展 览 中 的 对 话，借 鉴 艾 伦(Allen，2002) 在美国 旧金山探索馆对于蛙展的亲子家庭和成人群体对话内容的分析为框架。艾伦将观众在场馆当中的对话分为 5 个大类别和 16 个子类别。

　　二、数据分析

　　(一) 不同人群的停留时长与学习型对话的频率亲子家庭在展览当中的平均参观时间为11 分钟，成人群体的平均参观时间 8. 6 分钟。艾伦在他的研究当中将 “学习型对话”定义为: 讨论与展览和展品有关的内容和主题。本研究沿用艾伦的学习型对话定义，重点分析观众的学习型对话，因此在统计和编码过程中将与展览内容主题无关的对话排除在外。共记录了所有观众在 16 个展品展项前的对话内容，将观众的学习型对话进行了统计分析。所有观众有停留且有发生学习型对话的展品展项平均数为 3. 7，占所观察 16 个展项的23%。亲子家庭有停留且有对话的展品展项平均数为 4. 07，占所观察 16 个展项的 25%;成人群体有停留且有对话的展品展项平均数为 3. 22，占所观察 16 个展项的 20%。由此可见，亲子家庭的平均观展时间和学习型对话频率均高于成人群体。

　　(二) 不同对话类型的比例

　　在本次研究当中，因为观众与展览现场工作人员发生对话的次数非常少，因此研究重点是观众群体间的对话。由于观众实际的对话内容非常复杂，在一个展项前的对话可能会包含多种类型，因此，在具体的编码统计过程当中，只关注在某一具体的展项前面某一类型的对话是否出现，而不关心它发生了多少次。

　　(三) 与展览主题有关的对话内容

　　通过观众的对话内容可以部分了解他们对于展览主题的理解程度，本次展览的目标之一是让观众了解人类活动加剧了很多物种的灭绝，在保护物种多样性方面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通过分析观众对话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展览的传播目标是否被观众接受，以及他们在离开博物馆之后，是否会发生后续行为的改变。

　　通过统计发现有 2 位观众表示对一些数量很少的动物要少吃，5 位观众表示要保护动物。这些对话大都发生在亲子家庭之间，大部分是家长告诉孩子要保护动物。虽然这种表示观众后续观点态度的对话内容较少，但是它们与展览所要传达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观众对话的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发现观众对话发生与否、以及对话的具体内容与观众的学习意愿、展品位置、展览采用的展示技术手段、展览内容与观众生活的联系程度等因素有关。

　　(一) 观众内部学习动机促进对话交流

　　本次研究通过访谈的形式直接了解观众产生对话的原因: 从展览当中获取知识、情感等方面的体验，进而产生了思考，将展览的主题、内容、价值观传递给他人，引发交流与讨论等。这是观众学习的结果，由兴趣引导，并受到内部学习动机的驱动，进而产生对话交流。正是因为博物馆场景中的学习所具有的观众积极主动、兴趣引导、自愿、个人、与情境相关、协作、非线性和开放性的特 点 ( Griffin，1998; Falk and Dierking，2002)，这也为观众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基础。

　　(二) 先前知识经验促进观众对话

　　认知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人类进入特定的学习情境时会带着丰富的知识、经验、信仰及价值观，这些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关注、理解和组织方式 (约翰·布兰思福特，2013)。因此，对场馆学习而言，当参观者走进博物馆时，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或她把自己的观念带入了相应的学习情境，这些观念会影响其对场馆学习内容的选择和理解。[4] 由于这些先前已有的观念具有内隐性，无法通过直接的观察了解到，但是从部分观众的对话当中可以分析得出先前的知识经验有可能成为其对话内容，对参观体验产生影响。本次展览当中，在一些与观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或观众比较熟悉的展项前，观众发生知觉型、概念型、联系型以及表达情感对话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展项。观众在陌生的场馆当中看到熟悉的展示内容时会与更多的与自己的先前知识和经验建立联系，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例如，渡渡鸟、蓝鳍金枪鱼、审判台、虎这几个展项的展示内容或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或是书籍、影视资料中常见的动物形象，观众在这几个展项前发生知觉型对话的比例占所有 16 个展项的 48. 28%，概念型对话占 47. 28%，联系型对话占 51. 04%，情感型对话占 50%。这充分说明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见到熟悉的事物时，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倾向于与同伴进行交流分享。

　　(三) 展品位置影响观众对话频率

　　观众发生对话次数最多的展项为 “渡渡鸟”“虎”“审判台”“蓝鳍金枪鱼”，观众在这些展项前的对话比例占所有对话内容的46. 17%，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处于是处在观众参观路线的必经位置，而且是观众视线范围内可见的，观众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展项，从而在此停留观看，进而引发对话。观众发生对话次数最少的展项为 “投票台 1” “鸮鹦鹉”“白暨豚” “灭绝之声”，观众在这些展项前的对话比例占所有对话内容的 12. 23%，它们或是因为位置摆放没有处在最佳的观看位置，或是因为周围有其他更吸引人的展项，因此造成观众停留率低，对话频率也较低。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观众对话类型的特点

　　具体分析观众的各子对话类型，从其所占比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知觉型对话当中，有关识别和命名的对话占较高比例，说明本次展览的展品展项对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此次展览当中的展品大部分是动物标本，观众在看到众多标本之后，会不自觉的询问 “这是什么?”或者示意同伴观看某一展项 “快看……” “看它的角……”。

　　观众对一些感兴趣的展项也会倾向于了解它们的名称，因此命名类的对话所占据比例也较高。关于特征的对话大部分是对标本外形的简单描述，引用型的对话多发生在亲子家庭群体之间。

　　在概念型的对话当中，有关简单推理的对话比例最高，此项内容多是依据展览现场的线索对展品内容的简单推测，如判断某种动物是否灭绝、某项展品是标本还是模型。复杂推理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根据已有知识联系展览的推测。有关预测的对话非常少，与现场互动型展品较少有关，观众面对静态展示的标本和模型产生预测的难度较大。在有关联系的对话当中，联系日常生活与联系先前知识的对话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这些联系型对话大部分集中在一些与观众日常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展项上，联系展品的对话比例较低。

　　与策略有关的对话中，与展品使用有关的对话比例较高，且大部分都发生在生存游戏这个互动型的展项前，说明有关展品使用的对话以互动型展项为主。有关元表现的对话较少，说明观众在参观展览过程中不会经常性地评价自己或同伴的表现。与情感有关的对话中，表达积极情感的对话比例最高，这类对话主要表现为对展项内容的喜爱，说明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表达消极情感的对话除了对于某些展项内容的不喜欢以外，也有关于物种消失灭绝的遗憾。

　　2. 学习型对话的比例较低

　　2. 学习型对话的比例较低

　　将本次研究的学习型对话频率与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比，发现观众的学习型对话比例较低。本次展览当中，观众有停留且发生学习型对话的比例只有 23%，这一比例低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例如，艾伦(2002) 对蛙展的研究中，亲子家庭和成人群体有停留且发生学习型对话的比例高达83%;[3] 吕亿皖 (2015) 对成人群体对话内容的研究当中，记录到有停留且有对话的比例为 66%。[2] 与两位研究人员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采取的对话内容记录方式有所不同，本次研究采取非干预式的观察，即在观察时不事先告知观众，采取传统的纸笔记录方式收集观众的对话内容，这种记录方式可能会因记录不全而造成部分对话内容的缺失。而上述两位研究人员均采用事先告知观众且借助录像设备进行对话内容的记录，这样的对话收集方式可以全面地记录观众的所有对话内容，而且事先告知观众，这些愿意参与调查的观众或许会比其他观众表现得更为积极，引发更多的对话。此外，本研究当中观众的平均

　　观展时间约为 10 分钟，艾伦 (2002) 研究当中观众的平均观展时间为 25. 4 分钟，吕亿皖(2015) 研究中的观众平均观展时间超过 50分钟。虽然观众的观展时间与展厅面积有关，但是观众的观展时间越长，在展览当中发生对话的比例也就越高。因此，观众对话内容的收集手段和观众观展时间的长短可能是造成本次研究中观众学习型对话比例较低的原因。

　　3. 知觉型对话所占比例最高

　　在本次研究的所有对话类型当中，知觉型对话所占比例最高，也就是说观众在参观中最常见的需求是了解展品的名称、特征以及引用展览当中的文字表达。此项研究结果与美国心理学家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相应证，学习起始于学习个体于环境中接收到的感官输入信息，经由感觉登录，形成短期学习及记忆。[2] 观众由知觉获得的信息也是开启对 话 的 第 一 步。这 一 研 究 结 果 与 艾 伦(2002) 对于亲子家庭和成人群体对话内容的研究、吕亿皖 (2015) 对成人群体对话内容的研究、以及翟俊卿 (2015) 等对亲子家庭对话内容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二) 相关建议

　　本次研究当中的观众学习型对话比例较低，为更好地促进观众在场馆中的对话交流，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采用多样化的展示技术手段，不同的展示技术手段会引起不同类型的对话，给观众带来不同的参观体验; 合理规划参观路线和展品位置，处于观众视线范围内的展品更容易引起观众对话，路线的设置尽量让观众有均等的机会接触到展览当中的展品; 提供有效的图文信息说明，为观众提供学习支架，促进对话交流; 注重挖掘展品与生活的联系，便于观众将博物馆的参观体验与自身的生活经验建立联系。

　　参考文献

　　[1]青紫馨，伍新春.学生在科技馆中的对话特点及先前知识的影响作用[J].科普研究，2013(2):49-53.

　　[2]吕亿皖.博物馆成人观众对话之内容分析[J].科技博物，2015(3):27-67.

　　[3] Allen S.Looking for learning for visitor talk: A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A]. Leinhardt G，Crowley K，Knutson K.Learning Conversations inMuseums[C].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Associates，2002:259-303.

　　[4]郑旭东，王婷.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场馆学习理论的解读与启示[J].开放教育研究，2015(4):52-59.

　　[5]伍新春，曾筝，谢娟等.场馆科学学习:本质特征与影响因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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