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及社会地位建构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19-10-14 13:49

　　摘要: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需要现有工匠人才提高文化资本、培养大国工匠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囿于传统工匠的社会地位已被固定建构在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家庭资本缺失、社会区隔及社会阶层固化、群体文化反叛，更是在社会结构层面阻碍了工匠再技术社会化过程的社会地位提升及社会角色转换。因此，提出了四个应对路径以改变上述状况。

　　关键词:大国工匠;角色期待;社会地位;社会情境

　　一、大国制造对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

　　高新技术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大国制造”的转变，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在以高技术为特征的大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高技术能力的“大国工匠”因此成为实现大国制造的必然保证。那么，何谓大国工匠? 由于在大国制造战略的实践过程中，大国工匠之社会角色尚处于被塑造阶段。因此，现阶段学术界尚未对这一正在形成中的社会角色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但如杜威所言“社会总是先于每一个体存在，个人总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被塑造”〔1〕 ，而个体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诸多角色“总是在社会的角色期待中被塑造”〔2〕 。因此，基于社会角色与社会塑造间的相互关系，可将大国工匠定义为:与实现大国制造、强国制造战略目标需求相匹配的技术角色期待。高科技时代，社会发展对工匠提出了更高的角色期待，而理解大国制造对工匠的角色期待具体如何，则需要更进一步问询工匠角色形成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3〕 。可以认为，生产关系是形成诸社会角色关系的必然基础，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技术发展模式是工匠获得技术角色期待的重要前提。

　　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工匠的技术角色开始被制度化地纳入到一定的社会建制之中。《中国历代考工典》对工匠身份的制度化形式作了最初的记载。“工在籍谓之匠”，即，工匠是登记在籍的专业技术职业人员。此时，社会对于工匠的技术角色赋予了最初的技术角色期待。即，成为依据一定专业技术从专门事手工制造的“兴事造业之人”。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下，技术工匠普遍不具有较高的技术角色期待，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制造技术甚至被封建政府定义为奇技淫巧误国之术。工业革命促成了传统手工业向工厂手工业转型，传统工匠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技术角色期待。一方面，传统社会“能工巧匠”的社会角色向技术专家、工程师之社会角色转变，普通工匠也有了新的技术角色称谓———技术工人，其身份地位、职业角色更为固定。现代技术教育也被纳入到社会建制之中，开始依靠制度化的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工匠人才，较大程度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师徒传承、家族世袭等封闭式的工匠培养模式，具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工匠人才的社会地位获得较大提升。然而，工匠人才仍然是技术共同体中的少数，普通技术工匠群体也难以获得较高经济社会地位及技术角色期待。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界发达国家开启了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以德国“工业 4. 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带来了制造领域的颠覆性革命，中国也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发展战略。中国制造业开始向强国造强转型，技术工匠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更高的技术角色期待。第一，大国制造要求工匠具有高文化资本。高科技、智能化是大国制造最突出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匹配的技术角色必须具有高知识技能作为保证，这就要求与原有生产力模式相适应的技术工匠进行再技术社会化以提升技能水平。第二，大国制造也要求工匠具有大国工匠精神，这是实现大国制造的职业伦理支撑。如，宗教信仰为德国工匠精神的建构及传承提供了保证，韦伯认为，“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手工业者的宗教，这是它的突出特征〔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工匠精神底蕴。因此，需要在实现大国制造的过程中不断追寻优良工匠精神传统，并与时俱进以探索传统工匠精神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创新结合模式。第三，大国制造要求工匠具备卓越的创新能力。传统手工业社会中，创新是能工巧匠的技术执事，现代工业社会中这项工作主要依靠工程师群体进行。大国制造要求万众创新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技术共同体中的全部成员都应参与技术创新活动。

　　角色期待与现实的角色扮演总会有角色差距，现阶段普通工匠之社会角色扮演与角色实践还远未达到大国制造对工匠的高技术角色要求。进一步寻找工匠的技术角色扮演与技术角色期待间技术角色差距的形成原因，可以发现社会角色总是嵌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角色距离的出现总是有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的阻碍。因此，实现大国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必须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原因。由于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能工巧匠群体还是现代社会共同体中的技术工程师，一般都可获得与其努力相当的社会地位及社会保障。相反，普通的技术工匠则在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中面临多重发展瓶颈。因此，论文主要分析的是普通技术工匠群体的技术角色与社会地位建构问题。

　　二、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工匠

　　社会地位建构技术社会化即为“在社会的整合与调适下，技术与社会相融合〔5〕 ”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中，由于阻碍工匠群体地位获得的社会行动机制总是隐藏在复杂的、变动的社会结构背后。因此，需要从动态性的技术生命周期、经济体制变迁、技术市场嵌入的视角解析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工匠社会地位建构机制。

　　1. 技术生命周期过程与工匠社会地位建构一般而言，技术的生命周期过程也是工匠的技术角色及社会地位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技术共同体中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技术生命周期作用机制下会形成相应的位差。如，技术工程师、技术管理者的社会地位通常高于普通技术工匠。普通工匠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在技术生命周期过程中被屏蔽在高经济社会地位群体之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普通工匠群体自身的知识技能单一及欠缺。

　　将技术生命周期区分为初始、峰值、结束三个阶段。技术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工匠通常依靠师徒传承、代际传承以及职业技能培训获得技术技能，并通过参与固定的技术活动获得技术角色。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依据某项专门技能及技术活动也可以使普通工匠群体获得较好的初始社会地位。伴随技术社会化应用进入峰值期，技术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也会为相应行业内的技术工匠群体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韦伯指出，经济资本是社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评价指标，因此，这一时期的技术工人可以依据一定经济资本积累获得相应经济社会地位。然而，在技术生命周期的结束阶段，伴随技术产业化惯性优势逐渐弱化，技术共同体中全部成员都将面临职业转型及自身再技术社会化、再职业社会化的困境。然而，师徒传承、代际传承的技能获得形式从根本上限制了工匠的知识技能水平。不同于技术工程师及技术管理者，囿于知识技能单一化制约的普通工匠群体在这一时期更容易面临技术角色转型困境及失业风险。

　　由上可见，囿于知识技能单一化的限制，普通工匠群体在技术生命周期过程中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建构并不具有过多的主动性优势，技术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普通工匠群体也始终是社会中的基层劳动者。陆学艺教授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显示，普通技术工匠群体拥有少量经济、文化、组织资源，主要体现于中国社会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划分结构的中下层。

　　2. 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与工匠社会地位建构经济体制是在一定区域内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配置及机制的总和。不同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形式不尽相同，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建构形式也因此不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中，普通工匠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建构较多地受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与此同时，基于技术知识结构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屏蔽力量，也同样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变迁之中。

　　依据参与社会分工形式的差异，可以将劳动者区分为脑力劳动者及体力劳动者。依据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可以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关系表述为脑体正挂与脑体倒挂。脑体倒挂是指一定社会阶段，在相同条件、相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脑力劳动者平均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的社会现象。通常而言，相对于普通工匠群体，脑力劳动者如工程师、大学教授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往往更容易被认可。然而，一定社会时期的经济体制变迁则可能会引发现脑体倒挂的社会现象。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部分体力劳动者率先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因此改革开放初期部分体力劳动者能够率先从市场经济模式中获得利益，并据此实现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然而，此时体制内的脑力劳动者仍聚集在科教文卫领域，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明显不足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因此有所下降。然而，伴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聚拢，技术知识的经济价值开始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此时期的体力劳动者、普通工匠群体也就失去了社会竞争优势。

　　究其根本原因，由于市场经济初期“知识分子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联系等众多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因而在参与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迟于工匠阶层，但能够凭借知识优势在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后来者居上”〔6〕 ，在由经济体制变迁而带来的动态社会分层过程中，知识技能的单一化较大程度限制了普通工匠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尽管部分工匠群体在“脑体倒挂”阶段短时期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提升。但大科学、高技术发展对于技术知识需求决定了这仅仅是发生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短暂社会现象。

　　三、复杂社会情境的工匠再技术社会化瓶颈

　　社会行动总是会被限定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而当工匠的社会行动受限于诸多不利的社会情境时，必然难以较好地实现自身的再技术社会化。因此，需要识别并打破阻隔工匠群体再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屏蔽机制，帮助工匠群体满足技术角色要求及再技术社会化要求。

　　1. 家庭资本缺失情境与工匠再技术社会化

　　大国工匠的技术角色期待要求工匠拥有高文化资本储备，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的技术实践活动要求工匠既有强技术实践能力又具有高技术理论素养。知识是习得的，现代技术教育是理论型技能知识获得的主要途径。然而，家庭资本缺失的社会情景却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工匠群体对于技能知识的获得。因此，普通工匠群体的技术实践更多地被限定在简单的技术岗位之上并难以实现自身的再技术化发展。具体而言，家庭资本缺失对于工匠群体的再技术社会化过程的限制瓶颈机制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家庭没有足够的家庭资本支撑而形成生活贫困状态，进而无法保证为工匠群体的教育社会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撑。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代际传递机制更进一步加重了上述状况，进而在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层面上造成了工匠群体的再技术社会化阻碍。

　　又是何种原因使得家庭资本缺失情景对普通工匠技术知识的获得产生如此长久、稳固的限制呢? 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培养机制是重要影响因素。社会学家布迪厄在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区分了资本的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金钱为象征;社会资本是指在稳定持久的关系网络中拥有的现存的或者潜在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本是人们通过内化的家庭学校教育并有利于増强自身的素质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9〕 ，而社会成员家庭对于上述三种资本占用的状况决定了家庭资本获得及代际传递。因此，具有高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家庭，其子女总是能够拥有更多机会进入一流高等学府完成学业进而延续家庭资本及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也通过他们建构的地位实现基本模型指出，“教育程度在父亲和儿子的职业地位关系之间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10〕 。文东茅教授对父辈社会地位、组织资本在子女求学及求职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11〕正如布迪厄所指出，“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越深受其害”〔12〕 。在家庭资本缺失的情景下，普通工匠群体对于高等教育获得的长久受限，使其更多地通过职业技术培训(中职教育、技校培训、非正规职业培训、社区培训)等形式获得技能学习机会并从事简单机械技能活动，从而也使其在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中难以实现自身的再技术社会化、再职业社会化。

　　2. 群体文化反叛情境与工匠再技术社会化面对家庭资本缺失、社会阶层固化及社会区隔的社会情境限制，工匠群体也会形成相应群体文化抵制，这就是社会学家威利斯在对法国劳工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群体文化反叛”现象。威利斯在对工匠群体进行田野调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与布迪厄相似的研究结论。然而威利斯的研究采用了不同于布迪厄的“建构主义者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范式。威利斯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式考察了工人阶级的孩子如何变成工人阶级的这一过程。威利斯发现，工人阶级的青年们看似在与命运抗争，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落入劳工阶层，究其原因在于青年工匠在拒绝制度、传统道德及学校教育的反叛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阶级文化认同，正是基于此种文化认同造成了青年工匠群体对社会制度、传统道德及学校教育的文化的反叛。

　　四、建构大国工匠技术角色

　　地位的现实路径

　　第一，建构大国工匠技术角色地位，首先要依靠有效的技术教育。所谓有效的技术教育，就是指既能够确保技术教育接受者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技术素养的提升，又要能够确保教育筛选过程中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受传统教育观的学而优则士的价值理念影响，技术教育往往不被视为社会个人较好的教育选择。而当技术教育成为一种实现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手段并使教育接受者真正具有文化资本、拥有文化自信时，社会中也会有更多的成员愿意选择技术教育。如何实现有效的技术教育，一方面，需要提升技术教育质量，以确保技术教育接受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够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扩大技术教育的涵盖范围。无论是年轻一代的工匠群体还是年长一代的技术工匠，当他们对于技术文化资本有需求时，都应确保他们拥有机会被纳入到高质量的技术教育体系中来。

　　第二，建构大国工匠技术角色地位，还需要保护、传承、更新传统优良工匠精神。在中国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优良工匠精神。如，注重细节、追求极致、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然而，上述工匠精神更多地形成于家族制的手工业制造体系内部，并通过血亲关系、师徒传承的形式代代相传，而这在现代化生产机制下遭受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的制造业发展要求技术工匠遵守和接受新的科学伦理和技术操作规范，技术的市场嵌入更是将直接效果、短期收益的价值观念植入到了现阶段的生产制造文化之中，工匠难免在新旧规范之间形成相应的文化冲突。这就需要在实现大国制造的过程中为工匠群体提供必要的新时代工匠精神、科技伦理引导，并配合政策扶持、资源支持等手段实现代工匠对传统优良工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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