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8-16 11:03
摘要：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乡村发展更是“短板中的短板”，农业转型构成了乡村发展最核心的线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与先导。通过考察高原农业形态变迁,认为在多元资本和多元主体融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振兴不是“现代逻辑”对传统乡村的强势解构，而应以小农户家庭经营的乡土逻辑为基础，逐步推进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实现以小农户为发展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再造。
关键词：乡村振兴；高原农业转型；小农户；乡土逻辑；现代农业
由于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乡村发展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而农业的转型发展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农业转型构成了乡村发展最核心的线索，也是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与先导。由是观之，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特点与规律展开基于农业转型的深入科学研究应成为新时期乡村研究的重点。
一、变迁中的高原农业形态：基于T县的田野调查
在西北民族地区除了传统的小农农业之外，可以看到一些发展变迁中的农业形态。按照范德普勒格对世界农业趋势与模式的分类，[5]这些农业形态既包含了工业化的企业农业，也包含了“再小农化”的产业趋势，更有面向“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产业。这些农业形态既根植于“小农户”发展，又在市场经济中充满现代性特点，同时也在塑造着新型的小农户发展模式。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也正是在这多样的农业转型推动下展现出丰富的未来发展空间。T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2040~4874米之间，以山地为主；气候以乌鞘岭为界，岭南属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岭北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8~4°C，气温垂直分布明显，小区域气候复杂多变，常有干旱、冰雹、洪涝、霜冻、风雪等自然灾害发生。T县农村历来以种植、养殖和务工作为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而高海拔和复杂多变的气候使得种养业具有较高的不可控性，“靠天吃饭”是当地农村的常态。近年来随着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项目的普及，T县种养为主的传统农业依托高原生态特质逐渐转型，形成了以小农户主导的高原果蔬特色产业、企业主导的食用菌产业和乡村多种要素聚合的发展型农业等形态。
二、道义与理性并存：小农户发展的乡土逻辑
现代化浪潮推动下市场经济有偿服务的渗入和资本力量在农村的显现，促使资本、市场与村民生活之间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旧有的人情味浓厚的社会交往关系逐渐被资本和商品的理性逻辑所代替。在西北民族地区，虽然资本与商品的逻辑也冲击着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助及其形式，使得小农户家庭向经济理性化发展，但传统逻辑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道义与理性并存的小农户发展逻辑。
三、地方实践：几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模式
从小农户的现代发展趋势来看，小农户不再是过去自给自足的个体单位，也不可能自给自足地生存和发展。事实证明，现代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兼业小农，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7]随着西部民族地区高原农业的转型发展，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户已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现代化社会体系之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由“乡村”转型到“城市”的需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重点在于突破小农户的生产弱势、组织弱势和市场弱势，以土地规模化、组织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的方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T县高原农业发展形态已经涌现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多元实践。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规模存在内在规模与外在规模，农业主体规模扩张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得到规模化的效益。[8]打破封闭的小农户家庭社会单元模式，利用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和效益化，是西北民族地区小农户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路径。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小农户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把自己的某些部分劳务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8]小农户则利用社会化服务主体提供的规模化服务使得自身实现了规模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享受到集聚化大规模的红利，从而小农户不再小，更加显示出小农户自身的优势。
案例5：小农户杨某是个养殖大户，每年需要种植20亩地的青草。他自己没有播种机，就将20亩地的种植工作承包给李某。李某在前年购买了播种机，10万元左右，仅种植自家的地是不划算的，因此他便专门给别人种地，一亩地50元，这种大型播种机一天就能翻20亩地，开春种植季节便能播种几百亩地。
这样一来，小农户杨某和其他农户则通过购买李某的社会化服务融入了规模化经营而享受到规模化的种植效益，摆脱了规模小的弱势，从而对接了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类似地，小农户也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完成秋收工作。杨某说，“以前村里没有大型收割机的时候，全靠人力完成收割，20亩地的青草收割工作如果依靠家庭劳动力来完成那么至少需要20天左右，费时又费力，而变工又来不及，只能雇人。记得2017年时，雇佣五个人整整割了7天才割完，还非常辛苦，仅工钱就付了2000元。这两年来，附近村里好几户人家都买了专门的收割机，收割工作就委托给有机械的农户完成。就拿去年来说，20多亩地的青草收割只花了两天时间，费用仅需1000元。”?这样一来，小农户通过与社会化服务的自动衔接，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了效率。杨某如果自己花钱买播种机、收割机肯定不划算，因为成本太高，农具闲置没有效益，且还得专门学习机械操作技术。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衔接是出于小农户自身发展的需求。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小农户与市场对接型
西部民族地区高原农业的转型发展已使小农户成为专业化的面向市场的农产品生产者，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成为必然。调研中得知，蔬菜小农户通常与批发市场的对接较多。但分散且偏僻的村庄分布与较高的农村物流成本与人力成本制约了小农户以个体形式直接与市场对接的可能。因此，小农户与批发市场的对接主要依托中间商发挥上门收购、数量集聚、冷链服务的中介功能来克服小农户分散生产和流通分离且难以冷藏的难题，从而实现小生产对接大流通和大市场，如T县的西葫芦多与兰州、青海、新疆等批发市场对接。
案例6：小农户张某每年都将自家两座温室用来种植西葫芦。自西葫芦11月底挂果至次年四五月间，日产量大约在300斤左右。附近乡村都是西葫芦种植区，无销路，独自卖到县城或者兰州的批发市场成本太高。因此，只能将西葫芦卖给上门收购的中间商。权某是附近许多收购西葫芦的中间商之一，每年到11月底，便开始向农户收购西葫芦。权某每天可以收购5000斤左右的西葫芦，两天便可拉上一车送到兰州西固区蔬菜批发市场。供大于求时，便可先放进冷库。这样一来，小农户与批发市场之间通过中间商实现对接，小农户只负责生产，而销售由中间商与批发市场对接，降低了小农户的销售风险。
小农户依托中间商有效解决了蔬菜销售问题。对于小农户来说，只负责保质生产，没有单独议价的权利，价格多由中间商说了算。但是，随着中间商竞争主体的增多，单个中间商无法“跑马圈地”，为了获取更多更持久的货源渠道，也无法恶意压价。在长久的合作关系中，按时收购成为买卖双方约定俗成的内在条约，如果卖方不按时收购，蔬菜变质损失由中间商承担，即使收购后需要倒掉，也要按市场价格付款。有些商贩为了竞争货源渠道，有时会恶意抬价，而大多数小农户为保持正常的交货渠道，则会选择长期收购值得信任的中间商，因此避免了由不法中间商哄抬价格而导致的合作不稳定性。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也成为农户监督价格的机制。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户都加入相关微信群。如笔者在西葫芦种植小农户索某的微信上看到，他加入了“A村西葫芦种植群”“农资化肥销售群”“西葫芦议价群”等，这些群里包括T县各个地方种植西葫芦的农户、卖化肥的商户以及小商贩等各种人。由此可知，在小农户与批发市场的对接中，小商贩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上门收购节省了小农户的时间成本，解决了销售渠道；而发达的信息有效监督了市场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小农户与批发市场之间的间接对接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模式。
（三）小农户与公司联合型
公司+农户型发展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模式。[9]订单农业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有效发展模式，公司与农户建立合同契约关系，公司向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农户有向公司出售农产品的合同义务。[9]如D村移民搬迁户林某与T县N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将政府搭建的两个温室大棚种植了香菇，由公司发放菌棒进行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林某说：“我是从2017年开始种香菇的，前三年菌棒由公司免费给我们，由产业园的人进行技术指导，由他们负责收购。今年开始菌棒由公司和小农户分担，即每个菌棒按3.7元计算：公司承担2元，我们自己则承担1.7元。每天采摘完便用电动车拉到附近的产业园区。种了三年，平均每年两个大棚能收入5万元左右，政府又补贴1000元，算起来收入还可以。”?
这种公司带动小农户发展的订单农业模式，公司和农户的关系仍受制于市场化，且农产品价格的多变性以及合同约束的脆弱性非常容易导致公司的机会主义倾向，[10]即收购价格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公司可调整，而农户销售渠道的唯一性则限制了他们议价的权利，使得公司和农户的衔接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经济利益是纽带，公司和农户为了追求长久和稳定的利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默契。由于公司与农户之间较为松散的契约形式，如果收购价格太低，农户便会弃种，公司也就没有了效益；而为了提高收益，农户也会用心经营，因此农户与公司之间又相互制约。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应思考采取农户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和“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行模式。
结语
相比之前西北民族地区靠不断开荒扩大耕地的外在规模也难以维持生计以至于劳动力不得不大批涌进城市务工的现象，高原农业由传统农作物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离农化”“去农化”趋势。T县农村高原农业转型的案例，事实上提供了在西北民族地区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转型由小农户主导的发展框架。一方面，小农户在千年的传统农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身的乡土逻辑，即植根于家庭伦理道德的道义责任和致力于家庭发展的生存理性，因此必然要遵循源于农民自身动力的内源式发展逻辑，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乡村才是振兴的根基。另一方面，“小农”本身是多元性社会生产关系集合的范畴，小农与自然生产、家庭关系、传统文化和社区生活方式始终处于动态共构的状态。小农本身蕴含着向多维社会生产关系转化的特性。因此，要充分认识并挖掘小农户自身所蕴藏的丰富的自然社会关系，将小农户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相衔接。但乡村振兴背后隐藏的逻辑很多时候是发展主义或者现代化预设的范式，往往与乡土发展逻辑背道而驰。将农业产业的现代发展融入本土建构，乡土逻辑与现代路径相辅相成，是小农户发展之路。小农户自身发展逻辑给生存上了安全阀；与现代农业衔接背后的制度保障与保险则降低了小农户发展风险。从产业到村民，应该建设的是一种有人情味的乡村，而转型农业在空间上的“在地化”为人情味乡村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小农户经营仍然可以在资本和政策规划的干预下保持充分的活力。在多元资本和多元主体融入乡村发展的大潮之下，乡村振兴不是“现代逻辑”对传统乡村的强势解构，而是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以小农户为发展主体的乡村再造。
参考文献：
[1]BRAUNJ.全球化及其对小农户的挑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8.
[2]施祖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人民周刊,2018(4):62.
[3]叶敬忠,张明皓.“小农户”与“小农”之辩—基于“小农户”的生产力振兴和“小农”的生产关系振兴[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1.
[4]韩长赋.积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农业工程技术,2018,38(3):8
王希隆明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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