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2-20 10:13
内容提要：丛甦是著名的旅美作家，也是境外鲁籍作家群中的一员。她的身份体认，从最初无根的漂泊到中国意识的觉醒，最后批判性地回归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她的作品，批判原乡文化中束缚个体生命力的一面，又以具有韧性的底层人物性格表现其闪光的一面。她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依托，描绘出了人类灵魂中的美好与痛苦；她从原乡文化传统中批判性地汲取滋养，与其现代的表现手法相融合，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性！
关键词：丛甦 原乡认同 中国性
丛甦是著名的旅美作家，也是庞大的境外鲁籍作家群中的一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赴美留学的热潮。留学生们书写其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寄回台湾岛内发表，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留学生文学。白先勇、於梨华、丛甦、吉铮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家。受时代思潮影响，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同一文学主题上，形成一股文学潮流，容易引起文坛与社会的关注；从潮流共同的特征来解读作家作品，是恰当的、行之有效的切入角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作家们的创作有其个性，亦与时俱进，处于变动之中，潮流化的解读有时容易遮蔽作家的整体面貌。
关于丛甦，现存文学史多从台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出发，探讨其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以及象征、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手法的运用，这的确是丛甦早期创作的鲜明特征。《白色的网》、《盲猎》等作品中鲜少清晰的故事情节，作者的关注点都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些无以明之的个体的情绪与状态，以及寓言式的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甦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走出象牙塔，真正地面对过现实中的丑恶与残酷之后，她创作了许多相对写实的作品。作为一名海外华人作家，自我放逐之后如何在异域安放骚动的灵魂？其曲折的创作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进退维谷的生存困惑
丛甦，原名丛掖滋，1939年出生于山东掖县。抗日战争时期，烽烟四起，年幼的丛甦被迫随父母流浪漂泊，染上恶疾差点病死，战争胜利后在青岛定居了三年，1949年举家迁徙至台湾。丛甦在台湾完成了相对系统的小学、中学教育，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赴美留学，获得华盛顿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后任职于美国洛克菲勒纪念馆达二十六年之久，累升至主任退休。丛甦这一代人，适逢战乱时期。炮火连天，生活动荡，四处漂泊成为他们的宿命。如果说，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尚属为战争形势所迫，那么，从台湾到美国的迁徙则可称得上是自我放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实行封闭高压的政治统治。随国民党迁台的外省人及其第二代，大多数对台湾鲜少情感依恋。一方面，最初约二十年他们大都与台湾本土民众分开居住，文化上多有隔膜；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一直抱着幻想，积极宣传反共复国，所以当时的台湾对外省人来说绝非扎根之地，而只是风雨飘摇中暂时的栖身之所。至此，丛甦及其父辈们基本上割断了与大陆母体文化的关联，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对于美援的过分依赖却使得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弥漫台湾。高压的政治环境、窘迫的物质条件以及对西方现代社会乌托邦式的想象促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子的留学高潮。著名旅美作家喻丽清曾回忆说：“那时候留学风气之盛，要是在大专联考作文命题中出个题目‘我的志愿’，我敢担保十有八九都是说要出国的，留学或许只是手段而已。”①的确，留学是手段，留下才是目的。与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相比，这一代青年大都不是为了学有所成以报效祖国，长久以来台湾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的专制使其抱着一去不返的决心要逃离台湾。
然而，台湾不是乐土，美国也并非天堂。许多人一踏入美国国土，首先陷入了生存困境。由于经济条件窘迫，大部分留学生无法全心全力安心读书，而必须一面攻读学位一面打工赚钱。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许多留学生由此陷入了死循环，十多年后仍是老留学生。即使幸运地拿到学位，也并非苦尽甘来。美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中华文化传统相比，更汲汲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与理工科相比，许多人文学科因为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就业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许多文史艺术类专业的留学生，毕业即失业。尽管处于社会底层，靠打零工也能维持基本生存，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潜在心理，对工具性生存的排斥往往使其对生存价值产生深刻的质疑。
丛甦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此类陷入精神困境的人物形象。小说《攸里塞斯在新大陆》以纯粹独白的口吻叙述一个在美华人作家一天的生活。尽管已旅居美国多年，他仍然无法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喝冷牛奶冰澈五脏六腑会令他联想到美国人的冷漠；他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看似自由自在没有负担，但同时也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好像海面上的冰块儿，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吹拂到哪里去。《攸里塞斯在新大陆》中，丛甦采取了一种零度情感叙事的手法，映衬着主人公表面的超脱。《瓷马》中，丛甦则以饱满的情感笔触探究这类主人公的灵魂深处。主人公“魏建”，外表看起来安静恬淡，内心却万分痛苦纠结。文学硕士毕业后，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想在餐馆里端托盘都不合格。他自认为不是脸皮薄，只是想不通除了面包、居留权和银行存款外，这样的生存有何意义？此外，小说《在乐园外》中的主人公陈騃，《想飞》中的主人公沈聪皆是如此。主人公都逐渐褪去了理想的天真，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在现实生存的夹缝中陷入了精神困境，最后或者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或者干脆以自杀结束生命。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是疑虑重重没有安全感的个人。有三种因素可以缓解这种潜在的不安全感：一是他所拥有的财产；二是声望和权力；三是家庭；四是一种民族自豪感。②对照来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的确是一无所有。他们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有物质层面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实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专制统治使其精神上处于“失根”的状态。他们缺乏民族自豪感，艳羡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但那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骨子里中国文化的烙印使其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辗转难安。他们远离了故土，远离了亲人，在异国他乡工具性的生存中体验到强烈的幻灭感。是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还是结束生命呢？很显然，丛甦选择了后者。然而，并不能绝对地说这是一种软弱的逃避。小说《在乐园外》中，丛甦借主人公陈騃的遗书写道：“不必追究原因，我死是因为‘不为什么’……我看到了人们死是因为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自杀是对荒谬意识的解决之一途。”③遗书夹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中，暗示了其死亡的意义所在。西方神话中，西西弗斯无休止地滚石上山，法国作家加缪为其赋予了反抗荒谬的生存价值。在丛甦看来，生命的价值感与尊严要远比无意义的活着更重要！死亡乃是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它不代表懦弱，而恰恰如西西弗一般，是对荒谬生存处境的一种极端的反抗！
中国意识的觉醒
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守台湾之后，即发布了“戡乱时期戒严令”（一直持续到1987年才解除）。为了在台湾站住脚跟，国民党凭借军事力量根除了大陆母体延续下来的五四文化传统和台湾本土的文化势力，而代之以空洞的三民主义外加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这造成了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冷感。④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沉浸在个体的内心世界，或象征、或意识流，艺术水准很高，但很难看到一丝一毫现实的影子。
二十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钓鱼岛事件、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一系列的事件都对台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钓鱼岛事件。如果说保钓运动之前，留学生大都局限在狭小的个体悲欢中无暇也不愿顾及外在世界的变化；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台湾当局软弱的表现都引发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不满，激发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钓运群众几乎都是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传统的影响，加上钓鱼岛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起初大家是基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而踊跃投入钓运的。”⑤反映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原先的留学生文学书写主题开始变得阔大起来，从小我转向了大我，从个体价值的追问延伸到了国族命运的思索。
丛甦的写作生涯开始较早，她十岁左右就在台湾《新生报》的儿童园地上刊发作品。其后断断续续，创作高峰期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在大学时期，为《文学杂志》、中华副刊、新生副刊偶尔写小说；在美国西雅图研究院读书时，又为《现代文学》和《自由中国》杂志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⑥；其二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小爆发期，其间有将近十年的停顿。再着笔，丛甦的小说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她曾自言“这些故事也许和我早年写得有些不一样，不同点倒不在于技巧或结构，而在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⑦一方面，她依旧擅长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利用细节对其进行工笔描摹；另一方面，她的小说已跳出了过往留学生文学的局限之处，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探究海外华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原因。
小说《野宴》描写几个海外华人一次野餐的经历。他们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居住了十几年，许多人早已结束留学生活，胖刘在保险公司工作，四十七八的吴兴凯在餐馆打工，华大姐在当地医院做护理主任……只有主人公文超峰仍在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应该说，这些华人都已基本在美国扎下了根。然而，拿到绿卡并不等于融入了美国文化中，变成了美国人。正如华大姐说的“有公民权和做不做外国人是两回事。公民权是法律上的保障，做外国人却是心理上、情感上的感觉。”⑧当他们中的一个同伴被污蔑强暴当地人时，即使警察也需顾忌人情，无法为其主持公正。在异域主流文化歧视性的差别对待中，他们所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少数族群的文化身份。而海外华人的地位，也正如敏感细腻的女主人公沈梦所喟叹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只不过是夹缝里的人，是的，夹缝人，边缘人……生活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屋檐虽好，终究是别人的，也好像是生活在大岩石夹缝里的小草，遮风避雨，但是假如有一天大石头倒了，我们也不存在了……我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⑨
如果说《野宴》中，丛甦以小小的野餐事件展现了海外华人在当地社会中夹缝、边缘的社会地位，那么小说《自由人》中则向读者展示出了海外漂泊者上下求索的精神轨迹。主人公费蒙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他靠画画维生，给自己起名freeman是因为他的处境是无可奈何的自由。他的父母旅居台湾，已经去世，只剩他一人漂泊在美国。他无牵无挂，无根无梢，像海草在狂浪里的自由一样，东飘西荡，无遮拦，无阻挡。最初他立志要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关心全人类的出路，做个世界公民。然而，人的情感往往并不以理智为转移，洒脱的表面下他活得怯懦、孤独、寂寞，缺乏生命力的画作正是他孤绝精神状态的反映。为了精神上有所依托，他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最终却被人利用误入歧途，陷入了精神分裂。
丛甦曾自云“我在写那三个中篇《自由人》《野宴》和《中国人》的时候，六十年代的一些人物形影倏地现在眼前，赶也赶不掉。”⑩暗示了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其实是六十年代写作思考的延续。这种延续一方面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上，主人公们其实仍是当年的那批留学生，只不过此时他们已毕业后扎根当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延续则是小说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层面。六十年代的失根者，在现实的生存危机放缓之后，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边缘地位，寻根的精神需求反而更加迫切。从甦通过主人公费蒙漂泊坎坷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示出了海外华人精神寻根的过程。如果说费蒙可以算作寻根过程中误入歧途的典例，那么借助另一位小说人物，丛甦则直接鲜明地提出了她上下求索的结果，也就是回归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如果你不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你自己同文同种的同胞，你有什么资格去爱人类，爱宇宙，爱星球？”
值得一提，这种民族认同最终演变为一种极具浪漫激情色彩的中国情结。小说《中国人》可以看作是《野宴》的续篇，当主人公文超峰也陷入迷茫之中时，这一次底层小人物“丁长贵”点亮了他的精神世界。这黑黝黝的壮汉子，满脸满脖子都是深刻的粗纹，每根纹每个褶都书写着一个流浪的生命里最严肃最艰苦的奋斗。他告诉文超峰，你并非孤独地在流浪，中国就在你的左胸口处。丛甦由此借文超峰表明了自己的体悟：“家和中国，就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不管你在天涯海角，天南地北，在非洲的密林或撒哈拉沙漠，家就在那块小‘方寸’之地。……中国，中国人！这多么荣耀又多么沉重的名词呀！中国，这闪耀着过去荣耀和未来承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黄帝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中国就在你我的心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中国，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是亿万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冀和向往……”这里的中国意识是一种宽泛的总称，它跳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与地理空间的局限，而更多指向了对中华民族的语言、历史与传统文化认同。
一般来说，个体的文学创作往往是时代文化以及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七十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促成了丛甦族群意识的觉醒，并最终形成了宽泛的中国情结。然而，清醒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从母国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以促成自己的新生？这是许多漂泊海外的华文作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建构纸上的原乡
乡愁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书写主题。在异域隔膜的文化缝隙中遥望故国，回忆家乡的风物人情，时空间隔下一切都变得美好如斯。海外华人们理智上了然于故乡之不可复返，情感上却一再萦绕于过往的记忆，用脑海深处点点滴滴的温馨诗意抚慰着现实生活中的孤寂。作家书写的便利，使这浓厚的纠结得化不开的情感诉诸笔端，情感升华为艺术作品，即形成了为读者一唱三叹的乡愁文学。
其实，无可抑制地用母国的语言文字书写作品，本身即是一种“还乡”的方式。丛甦曾借用古希腊神话故事来比喻流浪者和故土的关系。“古希腊神话中巨人Antaeus是海神波塞冬与大地母亲盖亚（Gaea）所生的儿子。巨人的特点是只要他双脚沾地，他就百战百胜，因为大地母亲给予他神力。其实任何文化都是滋养生长在那个文化中人的大地母亲。”异国他乡，母语口头语言交流的机会虽然被迫基本切断，然而文字是文化的承载方式，通过母国书面语言的阅读与书写，作家依然可以选择时时回归到悠远的中国文化传统当中，仿佛巨人一般从原乡文化的母体中汲取到写作的精神资源。
另一种还乡的方式是书写原乡，在文字中将原乡的瞬间化为永恒。原乡的空间记忆一直是丛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场景。散文中，她曾深情地写道：“有人一辈子忘不掉一双眼睛，一个微笑，一椿事，或一个地方；我走遍了半个地球，却一辈子忘不了一种声音——在阴霾天，在青岛，在那临海的楼房里听到的那自远洋传来的一种低沉肃穆的雾角声。”这被形容为水牛叫的雾角声时时游荡在她的脑海中，每逢在异国碰到相似的场景，便闪电般地回想起故乡。小说中，每当主人公在异国他乡寂寞孤独时，丛甦亦会趁此机会插入家乡印记的书写。“他凝望着那消失在远天与白云间的灰点发怔许久许久，他的幻想也开始展翅飞跃，飞过了海陆，飞过了时空，他回到了那北国大陆临海的小村。”当然，有时空间的地理位置不仅指向大陆，也会指向台湾。对海外华人来说，一旦踏出国门，所谓的原乡，其地理范畴往往会扩大至整个中国，原乡情结也会随之跳脱出地域限制，演变为整体的中国情结。具体到丛甦的作品中，她笔下原乡的地理空间不再局限于山东地区，而是指所有讲汉语的地方。在偏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中，这些回忆碎片给主人公带来短暂的精神慰藉，但往往并不能承担救赎主人公的重任。主人公在过往的温馨回忆与丑陋的现实夹缝中或者陷入精神分裂，或者选择自杀。悲情的结局也许作者所秉承的存在主义哲学有关。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丛甦后期有的作品中，从原乡文化中提炼出了极具韧性的底层人物形象，为其作品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小说《窄街》描写少年刘小荃，父亲被黑人精神病患者推下地铁意外死亡，他努力勤勉地照顾妹妹和自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搏斗，最终被黑帮枪战的流弹击中身亡。《窄街》是对美国社会混乱无序的无声的控诉，丛甦感叹海外华人生存的艰辛，对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刘小荃的生命虽然消逝了，但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感受到这一类底层小人物顽强的生命力，丛甦后来又有许多作品挖掘其身上的闪光点。小人物丁长贵是属于幸运的那一个，其塑造也更具力量感。从甦有两篇作品描写到丁长贵。如果说《中国人》中丁长贵还只是工具性的角色，他的存在只为在最后关头点亮主人公文超峰的精神世界；小说《咱这半辈子》则可以称得上丁长贵的“传记”。丁长贵勤劳，勇敢，他从大陆逃到香港，后又偷渡到美国，在唐人街打工。为了办绿卡，他找了一个波多黎哥女人，闹了一出假结婚的喜剧，后来又遇到一场被打劫的悲剧。尽管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扎根异国的过程中一路坎坷不断，但这个小人物有自己的生存哲学，他说：“这半辈子丁长贵死里逃生，摔倒了又爬起来，摔得头破血流，眼肿鼻青，自己却从来不喊饶，不吭气，不泄气，打掉牙齿和血吞，从来不改自己的汉子本色，你要砍头杀脑袋都行，但是咱丁长贵却不肯当灰孙子。再苦再艰劳，只要咱手脚齐全，身子棒，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假洋鬼子陈吉米虽然讽刺他“这山东佬真土得彻底，连喝洋水都救不过来”。却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坚韧顽强与乐观豁达。
回过头来看，同样是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生存环境异常艰辛，丁长贵身上却没有小知识分子那种孤绝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开餐馆，不仅仅是为谋生，更是奔走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因而充满动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把祖国、原乡文化传统装在心底。他不再像上一辈传统海外华人那样追求叶落归根，而仿佛蒲公英一样，随身携带着中国文化的种子，努力落地生根。丛甦将丁长贵设定为一个朴实的山东人，也许是出于对原乡的思念，但他毫无疑问代表了丛甦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人形象，他们虽物质窘迫，却活得很有尊严，用自身的勤劳、勇敢、敢拼敢闯等改变命运的安排，丛甦在其身上寄托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的道德品质的认同。
不过，身居异域，具备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后，丛甦对原乡文化的认同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经历了主体选择批判的过程。也许因为生为女性，丛甦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规范下女性的境遇更为感同身受，她的作品中描摹了许多传统中国女性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尴尬处境，借此批判原乡文化中禁锢个体精神的一面。小说《百老汇上》的女主人公金敏在传统中国家庭长大，她的父亲善良懦弱，女强人的母亲认为婚姻不幸，却碍于传统习俗坚持不离婚，而是向女儿倾诉，教她仇恨男人，认为男人都是为了性而结婚。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造成了她扭曲的两性心理。她因此成为剩女，找不到男友，母亲又觉得很丢面子。小说的结局很出乎意料：独居异域的“金敏”偶然遭到强暴，但她后来居然开始“怀念”起强奸犯来！小说也许会对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有些许冒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对女性无形的压抑与禁锢，最终其生命力惟有以扭曲悲剧的方式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当然，仿佛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那样，此时的女性一般会被称作“精神病患者”。
陷入东西文化夹缝中的还有小说《偶然》的女主人公憶秋。憶秋在丈夫陈文纲去世后，去妹妹的公寓散心。电梯偶然发生事故，憶秋与一同受困的男士发生了短暂的亲密关系。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地活过快五十年后，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欲望。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过分压抑自己的女人。偶然的艳遇激发了她生命的热情，但讽刺的是，最后她意外发现那个男人是个情场老手，而她，不过是偶然被网住的众多的鱼中的一条。小说的笔触兼具同情与讽刺，丛甦一方面通过憶秋的日常生活细节描摹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但另一方面对盲目追随西方文化又有所质疑。西方文化也许有其优胜之处，然而天真地对其秉承乌托邦式的想象也许只会落入陷阱之中无所适从。
病蚌生珠，乡愁既是丛甦心头无可名状的块垒，也成为作家持续不断的创造力的源泉。自我放逐之后，在对原乡持之以恒地深情凝望与理性思索中，她终于在纸上构建出了自己独特的原乡世界。
从最初无依无靠的漂泊到中国意识的觉醒，最后批判性地回归到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丛甦创作历程的嬗变轨迹是时代社会思潮的曲折反映。她的写作，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依托，描绘出了人类灵魂中的美好与痛苦，真实与憧憬！她的写作，从原乡文化传统中批判性地汲取滋养，与其现代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性地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性！
注释：
①喻丽清:《从流亡到生根，从漂泊到回归》，《文讯》2000年第2期。
②[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7页。
③阎纯德主编：《寻找停泊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0页。
作者王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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