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1-23 09:39
[摘要]在村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X村的资源动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资源动员——主动争取国家资源——国家资源自上而下投入。第一阶段的资源动员是贫困群众与社会扶贫协作力量合作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资源动员是村庄积极争取的结果。第三阶段的资源是被动获得的。X村是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成效值得肯定，部分经验值得推广。但是在资源获得的过程中，该村庄衍生出保护型经纪、精英俘获、重经济轻民生等问题。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形成融洽的农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需要政府部门和学界予以关注。
[关键词]资源动员 保护型经纪 精英俘获 援引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贫瘠且难以维持村庄日常管理的现状下，国家供给便成为主要的资源来源，国家已由过去的资源汲取转换为对农村的资源供给[1]。在村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者们对村庄资源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资源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及如何获得村庄治理资源等方面[2-3]。资源对村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在乡村治理方面。当前，从资源获得角度对村庄进行研究的较少，这是本研究的切入点。
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有自身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人口的乡乡流动。这一特点在宁夏表现得尤其明显，数十万南部山区乡村人口流向北部山区乡村。这其中既有政府组织的生态移民，也有群众自发组织的自发移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国家权力作为重要的主导力量，必须转变农业税取消后一度出现的“悬浮”形象，尝试以全新姿态再次嵌入农村[4]。本文通过对一个自发移民村庄二十年发展的历程及其在不同阶段资源获得的不同方式的分析，来研究村庄是如何获取资源的，国家资源又是如何嵌入乡村的。本研究来源于笔者在X村进行的8次田野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份，深度访谈23人。
二、田野素描与个案呈现
Z镇下辖6个村庄，这些村庄既有自发移民村庄又有生态移民村庄。X村属于自发移民村庄，是南部山区群众自1996年以自发移民的形式搬迁而形成的村庄。该村位于银川平原西北部，东靠西干渠，西临110国道，南邻某旅游景区，面积6.2万平方公里，耕地8113亩，现有农户1502户，6282人，下辖6个村民小组。由于是自发移民，该村村民的土地主要来源于转包某国有林场的土地，其中70%的村民由于未承包到土地而无地可种，以打工为生。2004年，XX政府出台政策，有房有地的农户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以把户口迁至X村。截至2005年落户政策取消，一年内共有400户村民的户口得以解决。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村民举棋不定、瞻前顾后，错过了过户时机。此后，个别村民以开小卖铺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的名义）迁户至X村。目前，仍有2/3的村民没有本地户口。
在搬到X村之前，绝大多数属于贫困户或一般户。搬迁前的家庭条件方面，有58.2%的移民家庭条件差；40%的移民家庭条件一般，只有1.8%的移民属于家庭条件好的。村民自发迁移的动因主要是打工方便、地势平坦、不缺水。在搬迁至X村的原因方面，55.3%的村民是由于X村靠近城市，打工方便；18.4%的村民是由于X村地势平坦；6.6%的村民是由于X村生产生活用水方便。
在对村庄二十年来变化的评价方面，70.4%的移民认为村庄变化非常大，22.2%的移民认为村庄变化有点大，只有7.4%的移民认为村庄变化不大。
三、X村资源动员的三个阶段
X村二十余年的发展史，既是一部自力更生的奋斗史，又是一部充分发挥资源效能的历史。根据资源来源不同，X村的资源获得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村庄产生阶段
该阶段是村庄的初创阶段，村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协作帮扶单位外力和贫困地区群众内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村庄的资源、村民的资源主要来自协作帮扶村的对口援助。
1995年6月，时任JS省H村党委书记W到宁夏南部山区考察，看到生活在窑洞中的农户家徒四壁，食不果腹，为之触动。考察结束后，W决定出资300多万元将南部山区一部分贫困农民搬迁到银川市郊区。
当时计划从宁夏南部山区移民搬迁1000户6000人，这些人要具备三个条件：30岁以下，已婚、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了让从山区走出的农民安家落户，W书记为搬迁来的农民每人发300元安家费，并筹款建起了X学校，还派人长期驻扎帮助移民脱贫致富。JS省H村两委班子成员QY自1996年至1999年在宁夏X村进行驻村帮扶。
自1996年始，宁夏南部山区群众闻讯陆续搬迁到X村。部分村民从报纸上看到JS省H村W书记要在宁夏建一个X村，更多的村民通过口口相传得知上述消息。村民R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和姐夫、哥哥三家人一起搬迁至X村。迁入地平坦的地势给山区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年、1997年，南部山区贫困群众以每年150户左右的速度相继搬迁至X村。村民Q通过熟人关系，划了5块宅基地，计划让亲朋一起搬过来。由于亲戚都不愿意过来，最终只保留了一块宅基地。当时移民划一块宅基地要给某国有林场支付800元钱，承包一亩土地每年要支付30元租金。那个年代，凑800元钱对南部山区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移民初期，风大沙多，土地盐碱化严重，道路泥泞难行，喝的是在自己院内挖3米深流出的地表水，“三石垒起一顶锅”就是灶台。由于买不起煤，有的村民在沿山公路捡煤，有的村民用草根树枝做燃料。柴油灯是常用的照明工具。一些村民受不了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搬回南部山区。村民人心不稳，大多数村民在X村和南部山区之间“两头跑”。1997年冬，为解决土地盐碱化问题，X村村干部组织村民挖排碱沟，每家出一个劳动力，挖了一个月，挖开了一条深3米、长1000米的排碱沟，土地盐碱化问题得以解决。
1998年，X村组织了40名有思路、有文化、有发展眼光的年轻人到JS省H村学习了三个月。2000年初， X村交由银川市郊区政府管理，随后归Z镇管理。为了解决村民出行问题，村民出土方，政府出机械，修建了800米长的柏油路，移民第一次在自家门前走上了柏油路。随后，X村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村两委，退伍军人Q当选村支书。自2005年开始，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逐渐安定下来，迁入地迁出地“两头跑”的情况结束了。
（二）村庄初具规模阶段
村庄的初具规模主要得益于村两委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村民的自力更生。X村两委团结有力。一方面稳定人心，服务群众，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争取承接政府的各类惠民项目，让上级部门放心把项目放在村里。
由于该村村民大都是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搬迁而来，对来之不易的机会非常珍惜，千方百计增收致富。凭借毗邻银川和某旅游景区的地理优势，该村村民通过进城务工、到景区务工、从事物流运输等途径得以脱贫致富，村庄的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为村庄争取项目奠定了物质基础。
村干部对村庄的一些做法、经验进行总结归纳。该村在建立之初的“宣誓词”“双承诺”等一些做法被总结出来。党员宣誓、组织政策学习、富裕户帮带贫困户等做法也被巩固提炼。比如，X村把脱贫致富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村两委班子成员作用的发挥，该村两委班子对国家政策学习非常重视且具有奉献精神，村两委经常组织村民学政策、学法律、学技术；二是村两委组织村庄富裕户带贫困户脱贫致富，村两委曾动员97户富裕户帮扶103名贫困户脱贫致富，村党支部与富裕户签订承诺书。富裕户帮助贫困户做法，凸显村两委和富裕户在村民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X村的发展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认可。2011年该村承接了上级“一事一议”项目400万元，建起了四层楼的村部。不久，又承接上级组织部门200万元的项目，对村部进行装修，一块块反映村庄党建、村庄发展史、村庄发展亮点的展板和宣传片被展示出来，供参观学习。这一阶段，该村还获得了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200万元，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国家资源获得使该村得到了快速发展，村庄初具规模。
四、X村取得的成绩与资源动员中存在的问题
X村是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短短的20年时间，来自山区的贫困群众靠勤劳的双手和国家的好政策使一片风沙肆虐的干沙滩变成了水土丰美的金沙滩，谱写了人间奇迹。该村脱贫的部分经验值得推广，成绩值得肯定，比如，村两委作用的发挥，群众的内生动力以及富裕户帮扶贫困户等做法。
X村的资源动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资源动员——主动争取国家资源——国家资源自上而下的投入。第一个阶段得到的是社会资源，后两个阶段是国家资源的嵌入。第一阶段的资源动员是南部山区贫困群众与社会扶贫协作力量合作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资源动员是村庄通过积极争取得到的。第三阶段的资源是被动获得的。纵观X村资源获得历程，在资源的投入过程中，该村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保护型经纪对涉农政策的执行有所影响
从传统社会的士绅到现今的村干部，三千年来，在具体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了权力精英主导中国社会的格局[6]，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出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7]。国家权力在农村场域与内生的自治力量既存在差距和冲突，又彼此依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8]。杜赞奇将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其中保护型经纪的做法是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营利性经纪则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9]。
村干部与村民有着相同的利益，扮演着村庄的“掌柜者”[10]。在自身利益和村庄利益受到威胁时，村干部会表现出另一面，凭借其“结构洞”位置地位，趋利避害，抵制有损自身利益和村庄利益的政策。2006年XX区领导规划把X村的土地流转出去发展1000间温棚，号召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蘑菇。村干部认为该项目有损自身和其他村民的利益，拒绝向村民传达和执行。有一次，村上的变压器坏掉了，村干部让村民到乡上反映，村民说“去也白去着呢，我们相信村上能给我们解决”。村干部和村民在这方面达成了默契，用村干部的话说，“政府下的文件，只要村干部不开会宣读，村民就不认可”。基于村干部对村民的保护，村民对村两委班子产生了依赖。X村的村两委成员几乎没有换过，村两委成员平均工作年限高达15年以上，村民对投票选举缺乏积极性。“我们就认你们这一把子人，要是其他人当村干部我们不答应”是不少村民心声，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保护型经纪对涉农政策的落地具有消解作用。
（二）精英俘获问题影响集体经济的受益面
精英俘获指的是精英通过不平等的权力进入资源分配过程，最终获取大部分的资源收益，导致扶贫资源不能有效抵达贫困人口[11]。精英俘获是导致项目无效的最主要原因[12],多数小农被边缘化、收益有限，而精英农户得益较多。精英俘获加剧了基层政权的悬浮，造成“基层政权不但没有转变为政府服务于农村的主体，而且也在同农民脱离其旧有的联系，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在国家与农民之间造成一种真空状态”[13]。
在X村，休闲农业观光园用工量很少，且优先雇佣被流转土地或者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村民，绝大多数农户被排斥在外。在调查中，84.5%的村民及其家人从来没有到休闲农业观光园工作过。个别村民甚至认为，休闲农业观光园是村支书Q的私人财产。作为X村招商引资项目的枸杞茶厂，用工量需求量大、员工流动性强，竟然有90.6%的村民及其家人从来没有到茶厂打过工。在媒体的报道中，该村的富裕户帮扶贫困户的做法被夸大为400多户富裕户帮扶500多户贫困户。66.7%的群众认为在增加收入方面，村委会没有给予任何帮助；27.8%的群众认为在增加收入方面，村委会给予了一些帮助；只有5.6%的群众认为在增加收入方面，村委会给予了很大帮助。82.7%的村民及其家人在增加收入方面从未得到村里的养殖大户、包工头、运输大户的帮助。本来作为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的公共资源，却被村庄的政治精英牢牢地抓在手里，作为其控制村民的手段，公共资源出现了异化。
五、对策与建议
纵观该村的发展历程，资源的获得既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村庄积极主动争取各种资源，体现了村庄上下摆脱贫困的愿望，该特点体现在村庄资源动员的前两个阶段，同时，又存在需要克服的一面，比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问题。在资源获得的过程中，衍生出保护型经纪、精英俘获、重经济轻民生等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是构建融洽的农村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关键。
（一）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成员
结合基层党组织“三大三强”行动，选优配强有文化、有能力、政治觉悟高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常态化地开展村干部履职情况“回头看”，及时调整不胜任、不合格、不尽职的村干部。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要克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既要反对“保护型经纪”“营利性经纪”，还要反对“两面人”。“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不仅应该成为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应该成为村干部的要求。
（二）加强对乡村项目的监管，提升项目完成效率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国家要以项目的形式嵌入乡村，同时要加大对项目的前、中、后期监管。在前期监管主要针对项目是否是雪中送炭，中期监管主要针对项目是否按计划落地，后期监管主要针对项目效率以及是否可持续。
参考文献：
[1] [4] [8]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J].社会科学研究，2018(5):61-66.
[2]谢小芹，简小鹰.从 “内向型治理”到 “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14（3）：208.
[3]黄思. 村治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及其后果研究[J]. 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3）：108.
作者徐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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