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化误读与翻译改写的关系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19-07-31 11:22

　　文化误读被认为是文化过滤的一种形式，而翻译改写是出于某种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本文分析了文化误读和翻译改写的关系，认为如改写和删减等操控动作都被视为是一种误读行为，通过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有意地对异文化的误读，进行本体文化的建构。

　　《中华文化论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光大民族传统美德、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办刊宗旨。本刊为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集全国众多学者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前沿性的专业学术参考书、对于广大文史、哲学爱好者来说，本刊又是一丰内容广泛、可读性强的好书。

　　一、关于文化误读

　　误读通常被认为是正读的反面，是错误性的阅读或解释，因此误读被认为是错误的阐释行为，这是一种植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范式的看法。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首次把“误读”用作一种文学批评概念，最初其仅局限于“诗学误读”领域，此后此概念通过理论延伸，扩展到包括翻译研究的其他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注意到文学和翻译并非发正在“真空”中，所以其中的非语言因素被广泛关注，出现了“文化转向”，因此有了关于“文化误读”的研究。

　　古人有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所以不同的文化自然也存在着差异，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通约性，特别是当异质文化之间互动时，文化误读便不可避免，这些都被诸如历史环境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所制约着，因为文化是“由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信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行为模式组成的一个体系……通过社会成员的学习一代代传承下去”(Bates and Plog， 1990)，狭义上主要指“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辜正坤， 2007)。由此可见，从纵向上看，文化具有传承性;从横向上看，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生存在特定的时段的人的理解具有历时性和局限性，倾向于根据自我的视野和前见去理解(Gadamer， 1989)。這些因素都会导致文化误读的产生。在乐黛云和勒·比松所编书《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1995)中，一些中国学者阐释了自己关于“文化误读”的见解。其中，乐黛云认为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 ;孟华认为误读是“文化过滤的一种形式……改造异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异文化中有用且能与自身传统相结合的部分”;陈跃红认为误读“在实践意义上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是以‘他者的‘存有来补充自己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中影像来肯定和确立自身”。根据文化主体的意识来看以上的文段，误读便可分为无意误读和有意误读。 无意误读与乐黛云所定义的内容相似，即人们自动根据他们的本土文化传统和其文化所模塑的思维模式去解释异文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读“他者”文化中富有文化特性的具体问题和概念。只要文化间的异质因素胜过其同质因素，这种误读的不可避免性将会存在。有意误读呼应了孟华和陈跃红所定义的内容，即是人们有意地“误解”他者文化，有意地忽视他所不理解的或不需要的，只吸取迎合他本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从“他者”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一种帮助建构自身文化的方式。

　　二、 翻译改写及其与文化误读的关系

　　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多样性相关联，多样性便意味着“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性又是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字诱导而成的。而拥有不同语言文字的文化是如何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其中最重要的媒介便是翻译(translation per se)。翻译绝不仅仅是两种孤立语言系统之间静态机械的对等，其实质上是一种改写或文化顺应，并且是基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经验，如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审美能力等。翻译亦被认为是“文化制约之下的形变”(culturally regulated transformation)(Derrida， 1988)。翻译实践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并无不体现在其文化渗透的译作中，正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言：“……翻译……如今被视为文本和文化之间的谈判一个过程，其中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由译者去协调的”(Bassnett， 2013)。

　　同样，翻译在塑造文化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归化翻译，大量信息被引介到接受语文化，开阔了接受语文化的眼界;另一方面，通过异化翻译，一些全新的概念和思想，甚至一些语言结构被引入到接受语文化，接受语的读者可获得一种审美快感，这些都极大地滋养和丰富着接受语文化。通过翻译，“年轻”文化会从“年老”的文化中寻求久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处于“边缘”或“软弱”地位的文化会引入其缺乏的文化类型;本土文化处于转折时期、危险时期或出现真空时期，异文化便会占据主导地位 (Even-Zohar， 1978)。

　　因此，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以供后者比较，反思，借鉴和改善。正如上文所述，通过翻译，译入语文化在不时地“误读”着源语文化，这实质上是文化过滤，是文化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性的选择。就此而言，赫曼斯(Theo Hermans)曾一言以蔽之，指出： “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Hermans， 1985)，其不但是受语言思维的影响无意的结果，同时也受其他因素制约有意操控的产物。这种“操控”被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认为是由“权力”、“意识形态”和“机构建制”三个方面制约下的“改写”，其包括“翻译、编史、选集、评论和编辑”，而翻译是最易辨、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改写类型 (Lefevere， 2004)，改写者们(或译者们)自己创造了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某个时期或某种题材的种种形象，有时甚至关于整个文学系统的;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都在在目标文本中得以体现 (Lefevere， 2004)。翻译中的改写过程主要受到3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包括文学批评家和评论家，他们的点评将影响一个作品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影响力和权力大的个人，出版商、媒体或政党等团体，以及掌控文学分布的机构;最后是“主流诗学”，包括文学修辞手法和文学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 (同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赞助人”施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它和目标语文本中所体现的主流诗学共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解决具体翻译问题的方法。此处的“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中可接受的种种观点和态度组成的观念网格，读者和译者通过这样的网格处理文本 (Bassnett and Lefevere， 2002)。那么，“诗学”由2个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类型、主题等文学要素;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起什么作用的观念 (Lefevere， 2004)。简言之，它包括要素部分和功能部分，后者是由文学系统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势力所生成的 (同上)。译者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所制约，其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操控”的改写，译文中的改写部分亦是对原文一种有意误读行为。

　　因此，如改写和删减等操控动作都被视为是一种误读行为，通过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有意地对异文化的误读，进行本体文化的建构，其积极影响便是可以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文學和社会系统的改革 (Lefevere， 1992)。从“改写”到“改革”， 从翻译“文本” 到“文化”，这个动态的演变过程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它涉及两种文化里“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观因素”(同上)。

　　三、结论

　　本文分析认为文化误读和翻译改写联系十分紧密，如改写和删减等操控动作都被视为是一种误读行为。这种文化误读行为可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译入语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或社会政治背景下，可通过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有意地对异文化的误读，进行本体文化的建构。

　　注释：

　　①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②此文为《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③此文为《“移花接木”的奇效——从儒学在17、18世纪欧洲的流传看误读的积极作用》。

　　④此文为《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关于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及其出路问题》。

　　参考文献：

　　[1]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乐黛云、勒·比松 .独角兽与龙： 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Bassnett，S.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13.

　　[4]Bates，D.G.& Plog，F. Cultural Anthropology [M]， New York：McGraw-Hill，1990.

　　[5]Derrida，J. The Ear of the Other：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Translation [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6]Even-Zohar，I.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M]. Tel Aviv：Tel Aviv University，1978.

　　[7]Gadamer，H.G. Truth and Method [M]. New York：Continuum， 1989.

　　[8]Hermans，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Sydney：Croom Helm，1985.

　　[9]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10]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上一篇：基于导师制的独立学院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孵化探 下一篇：主动实践构想下的高职会计专业实训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