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4-01 09:20
摘 要：对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一些中共创建参与者回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变为党组织。此说颇有可疑之处。日本人坂西多郎记述：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建党。此说只了解一些表象，不了解党的组织已先于团秘密创建。维经斯基向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是组建“革命局”。分析各种史料，可知党的具体创建过程大致为：1920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与陈独秀联系，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未行。7月初，维经斯基的上司到中国督阵，加快建党。维经斯基随即在上海建立“革命局”，继而北京等地亦成立同样组织。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主持的上海革命局，为中国共产党总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党的支部。上海革命局创办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宣传、组织和工运工作。
关键词：中共上海初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局
有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历史，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往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而涉及一些关节点的史料又嫌不足，因而，对史料的不同取舍，影响到对中共具体创建过程的认知。故而，在史料不很充足的情况下，研究的关键在于对现有史料的判别和分析。
中共上海初创史料中的不同说法
有关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一些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例如：
中国共产党上海创建的一些参与者，在回忆录里说：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是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先举行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演变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
日本坂西多郎的报道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密商，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建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是与建党同时的事：“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方具雏形”。[1]61，62
维经斯基写信向俄共中央远东局汇报中共上海建党经过：他来上海后开展各项活动，与中国革命活动人物广泛联系，曾计划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以成立党。而后来成立上海党的核心组织“革命局”，接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拟成立北京（已成立）、广州、汉口等处“革命局”（相当于原来中共党史著述所称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只有从不同说法的史料分析入手，才能厘清中共上海初创的具体过程。
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党说
一些参与上海建党活动者的回忆录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后，找到陈独秀，先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继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后成立共产党。
李达说：“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多次座谈……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2]7李达于是年8月由日本回沪，8月以前的情况他未亲历，只能是听闻。
邵力子回忆：“一九二〇年五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此外，商务印书馆有沈雁冰、杨贤江（编《学生杂志》），也常常在一起谈谈，但未参加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成员起了一些变化。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工作关系，先后退出。”[3]61-62
陈望道回忆：“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大家（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笔者注）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了下列几项工作：1.办了一个平民女校……。2.办了三个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3.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当时叫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4.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第三国际有联系，重要的事情找他们商量。”[4]20-22按照陈望道回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党几乎就是一回事。
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党说
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日本《劳动》月刊发表坂西多郎撰写的文章，报道中国共产党创立活动的情况，说中共的创建，是先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的。这一资料说：
“民八，陈独秀自北大教育长被逐抵沪，时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沈玄庐等在沪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此时新文化运动者会集上海，《新青年》月刊亦迁沪出版，甚为蓬勃。而苏俄适派俄人维丁司克偕同杨明斋，及韩人安某，携款到沪，为苏俄作宣传，并负组织共产党之责任。抵沪后住霞飞路716号，即现在道路协会原址。遂与陈独秀密商进行，时陈住渔阳里二号（即现铭德里）寓柏文蔚处。经磋商再四，第一步，先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之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当时以法界当局对革命党之行动甚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乃由张继、柏文蔚二人之与法界有关系者出为相助，即以戴季陶住宅渔阳里六号（即现新铭德里）为团址，并办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团务即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但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故当时曾推定八人筹办《共产党》月刊，其人选至复杂，有陈独秀、张崧年、袁振英、金家凤、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及杨明斋等，一切经费当时均由维丁司克担任之。当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当有日人坂西多郎及韩人柏克及安某等参加之（日本《劳动》月刊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情形完全刊出即系坂西之作也）。”[1]60-61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和创建中共的计划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曾陆续向俄共中央远东局写信，汇报他在上海活动的情况。
他到上海经过一段工作后，于6月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写信，报告工作进展。他说：“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14]28这指的是，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首先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联系，继则与《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和李汉俊、沈玄庐和共学社张东荪等社会主义者等人士联系，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思想，同时介绍宣传苏俄革命后的情况。他把这些社会主义者头面人物称作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信中说，他还通过一些朋友在上海之外的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开展工作，与当地的革命者联系。
上海建立革命局，中国共产党创立
像当年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中国建党的有关报告这样一些档案资料，是中共建党活动的重要记录。
1920年7月4日，维连斯基带着他的几名助手来到北京。当时俄共驻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被召集到北京，于7月5日至7日举行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检查在华工作的“组织成果”。这“组织成果”，自然指的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进展：“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7]41
维经斯基原先计划在7月初举行的中国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他加紧推进上海中共创建工作。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呢？
维经斯基在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写信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18]31此信中还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然后借助于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在按照我的指示与米诺尔同志和柏烈伟教授合作。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18]32-33“在成立广州局的同时，我们在汉口也成立一个局。”[18]35信中还说：“我们对最近工作的展望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18]33-34
经过7月初维连斯基在北京召集的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维经斯基担负的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加快了步伐。他改变了原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建党的主意，而是采取分别在几个重要城市，首先在上海秘密建立党组织的办法。
他计划和实施的几项建党工作过程是：
1.原先计划7月初召开的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予以放弃，而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这是维连斯基亲到中国来催促加速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结果。
维经斯基来华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建中国共产党。他的上司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检查他的工作和组织成果，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而他8月17日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报告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他把成立上海革命局视为他的“工作成果”。这不正好说明，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吗？
2.在上海设立革命局，表明中共党组织架构的建立。
“革命局”是维经斯基在向上级报告时对机构性质的称谓，并不一定是机构的实际名称，实际名称应该就是他要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革命局由5名成员，即维经斯基和4名中国革命者组成。正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编译者所注：“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18]31注⑤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另有其他三人）。故革命局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中共党组织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而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这表明，党组织具备了分工负责的执行机构，有了工作班子。
维经斯基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18]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一书的编译者注：“李同志”指李震瀛。查李震瀛为天津觉悟社成员，在南开大学学习。1921年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上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1920年他不可能为上海革命局成员。参与上海建党活动的，确有一个“震瀛”，但那是袁震瀛，即袁振英。“李同志”当为李汉俊。
中共党组织在上海的初创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组织的大体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步，1920年4月，维经斯基到达上海，找到陈独秀，筹划组建共产党的工作。四五月间，召开社会主义者座谈会，了解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主张。建党，先要摸底排队，这符合事理逻辑。至于是否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能悬疑。
第二步，6月，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组织。当开始提出建立一个政治社团时，张东荪以只参加学术讨论，不参加新建政团，首先退出。这时，戴季陶暂还参与密商。据云：戴参与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具体条款。但在这一过程中，戴季陶借口不同意加入共产党者不能跨党的规定，他不能与孙中山割断关系，因而退出。有一次开会，沈玄庐勉强拉他去参加。第二次戴便明确表示不参加了。[20]35据俞秀松日记记载，6月中旬确实酝酿建党。[16]297施存统、陈公培参加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十余条，后来他们还分别带去日本和法国。[20]34
第三步，7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亲自到中国来督阵，加快中共党的创建。维经斯基放弃他原来召开各地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计划。19日召开中国积极分子会议，成立革命局。起初参与中共发起的有陈独秀、戴季陶（半途退出）、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已赴日本）、陈公培（后去法国）、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和杨明斋等人。而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五人组成革命局，建立了核心，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组织。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资料两则[M]//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九六一年七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曾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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