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系建构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13 10:23

　　［提 要］在国家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大众传媒的支持性传播功能不仅在于向弱势贫困人群传达扶贫信息，还在于推动贫困地区信息脱贫，增强公众对地方公共政策的认知，吸附社会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以达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的​‍‌‍​‍‌‍‌‍​‍​‍‌‍​‍‌‍​‍​‍‌‍​‍‌​‍​‍​‍‌‍​‍​‍​‍‌‍‌‍‌‍‌‍​‍‌‍​‍​​‍​‍​‍​‍​‍​‍​‍‌‍​‍‌‍​‍‌‍‌‍‌‍​。将"支持性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其理论化，具体分析支持性传播提出依据，并阐述支持性传播的理论内涵，建构扶贫报道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将为提高贫困地区扶贫效率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报道；支持性传播

　　一、支持性传播理论概述

　　（一）支持性传播提出背景：发展新闻学实践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发展新闻学在国外逐渐兴起，其研究核心在于媒介如何发挥自身功能推动国家的发展。1968年，在阿兰·乔克里主持的培训研讨会上，他提出“发展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既要反映经济生活的事实，又要阐释事实,并促进读者对所接受信息的了解。与政治记者、社会新闻记者一样,经济记者必须使读者认识到发展问题的严肃性,而且还要使他们思考这些问题,关注问题如何解决”。［1］他还认为要考虑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信息接受能力，尽量使调查新闻通俗易懂，减少使用专业术语。这被认为是发展新闻学的初步定义。

　　1982年，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报告出台，直接导致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这也促使发展新闻学更加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实践，重点分析大众传媒如何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关于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上出现了理论分歧，并形成两种流派，即调查性流派和仁慈的独裁主义流派。调查性流派认为，调查性新闻应关注批判性质疑和评价发展项目的效用，强调舆论监督对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仁慈的独裁主义流派则认为，发展新闻学的善意专制主义的路径受到专制政府的大力宣传，新闻媒介应该在国家建设方面与政府合作，强调媒体对政府及政策的支持性报道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并讨论媒体的社会支持性功能。

　　大陆地区关于发展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展开研究。学者蔡敏认为，新闻报道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只体现在简单的正面宣传上，还应该体现在媒体发现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从促进发展和进步的角度揭示、分析问题。杨保军教授认为，发展新闻主义核心与实质是把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新闻业当作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信息手段、舆论手段、教育手段。［2］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上存在观点分歧，但大都看到了媒介对国家发展具有支持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进入了停滞阶段。虽然这一理论承认了大众传媒的社会支持作用，但其对现实具体的指导价值没在大众传媒中实现。如今的发展新闻学在世界范围再次受到关注，需要根据当下的国际趋势和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重构，利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特色进行适合自己的理论建设和探索。［3］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媒体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如何利用媒介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新闻学中国化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从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支持性传播，是对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具体实践分析，其目的在于对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给予理论指导，解决具体新闻传播实践问题，这是基于发展新闻学实践的需要，将丰富发展新闻学的内涵与实践。

　　（二）支持性传播理论基础：社会支持理论中的传播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被精神病学引入研究，它是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通过支持性行为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主要研究社会支持与个体身心健康的关系，其研究目的在于个体通社会支持网获取情感、信息或认知上的帮助。1987年，社会学家马特.G.M.范德普尔曾运用问卷法对902名20-70岁的个人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研究。他指出，除了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以外,社会支持还包括社会交往或社会活动的参与。国内学者李强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4］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在具体的定义上有所差异，但从性质上来说，他们都将社会支持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支持，如物质支持；另一类是意识上的支持，即精神支持，如乞讨者受到路人的尊敬与关爱等。社会学家在社会支持研究中还发现传播的社会支持功能。分析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遇到信息、认知和情感方面的问题时，如何运用媒介资源和传播方法获得帮助，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由此形成了传播社会支持。传播社会支持理论是社会学与传播学融合的产物，它最早脱胎于社会支持理论。国内学者胡学瑾论证了传播社会支持的理论渊源与重构，认为将社会支持理论和方法运用在传播学，并解释传播现象，解决传播学领域出现的问题，形成了传播社会支持。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就是从社会学中演变出来，而社会支持的研究也需要借助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例如，社会支持中的信息支持需要借助媒体得以实现，而精神支持则需要运用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手段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思考社会支持实现手段会不可避免地回到传播学领域，忽视传播的作用，社会支持便无法实现，这是传播社会支持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反观传播学，无论是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三大功能，即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还是国际传播委员会界定的传播八种功能，即获得消息情报、社会化、动力、辩论和讨论、教育、发展文化、娱乐、一体化［5］，都可以发现传播的功能中包含着社会支持的内容。传播社会支持的理论溯源验证了大众传媒存在社会支持功能，为支持性传播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系溯源

　　传播社会支持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利用传播学方法与媒介资源对遭遇困境的个体给予支持和帮助；二是如何充分发挥传播的社会效能，为特定的受众提供有效的资讯和娱乐等服务，帮助其调适和改善与环境的不适状态。［6］社会支持为支持性传播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证明传播的社会支持功能的存在。建构支持性传播体系还是要回归社会支持理论。

　　按照支持的内容差异，国外学者将社会支持分为不同类型。如考伯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6种；韦尔曼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卡特纳和罗素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5种。［7］国内学者陈成文将社会支持类型分为客观上的支持和主观上的支持，他认为客观上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团体互动的参与等；主观上的支持则是个人在情感和精神上得到的支持。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在具体的定义上虽有所差异，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他们将社会支持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支持，如物质支持；另一类是主观上的精神支持，如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得到的尊重与关爱等。

　　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上，如农民工、妇女、老年人、儿童等，学者通过组合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形成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洪小良通过精神支持、就业支持、劳务支持、借款支持、无偿财务支持建构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8］牛芳、康翠云从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社会交往性支持三个方面建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并分析其特征。［9］由此可以发现，分析对象的不同，其社会支持体系中的支持类型也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弱势群体所需的社会支持类型也各不相同。

　　与社会学中的社会支持类型不同，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的各支持类型来源于新闻报道对受众的不同作用，具体表现在支持性信息传播后产生的何种影响。扶贫报道能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带来什么积极影响？这是思考支持性传播的支持类型和建构扶贫传播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的起点。

　　结合社会支持各种类型，通过分析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群产生何种影响，支持性传播可从情感、评价、信息、工具及红色文化赋权等五方面发挥作用。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可形成五种不同支持类型，并以此建构扶贫报道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

　　三、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系建构

　　（一）情感支持

　　情感是一种心理现象,以心理过程的形式存在,它是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脑对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情感是有机体生存、发展和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它构成一个基本的动力系统,可以驱动有机体从事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10］在社会支持理论中，情感支持常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学科领域，是指支持主体通过理解、同情、喜爱等情感态度对受体表达的支持。一般认为情感支持分为自我支持和他人支持两类。自我支持是对自身价值的评估、需要和动机,以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他人支持是指他人对自我的理解、倾听、沟通,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等,表达对受体的关注,帮助受体以新的视角对待生活。

　　在扶贫报道中，贫困地区与贫困人民是情感支持的受体，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一方面对扶贫国策解读、报道，向公众传递对扶贫政策的态度，为政策宣传造势；另一方面，报道典型贫困户、贫困地区脱贫经验等，重点关注在“人”身上，反映贫困人群现实生活状况，通过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文字，形成支持性传播中的情感支持。

　　分析扶贫报道中的情感支持，需要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该技术常被应用在数据挖掘和信息检索上，需要抽取文本中的情感信息，并提炼出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词汇或短语元素，由此进行分析、归纳、推理。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文本情感分析，可以判断其情感支持的程度。

　　（二）评价支持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媒介形式产生巨大变化，但是社会评价话语的建构场所始终离不开媒介。任何媒体都能将信息与其连接起来，成为受众产生评价的对象，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分析、辨别，进而体现于评价之中。媒体直接参与并构成了媒介社会评价话语体系。一方面，媒体必然跟信息结合在一起，作为载体，媒体运载和传递信息，使得信息得以流动；另一方面，媒体在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也参与到信息的构成，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这体现传统对媒体的理解，认为媒体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它必须有内容，同时又不对内容施加影响。［11］

　　国内学者陈汉新较早对评价活动进行定义，他指出：“评价活动就是指主体对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12］媒介组织是媒体评价活动的主体，客体是媒体报道对象。对红色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加以报道、解读，是媒体在了解贫困地区发展需求后，对政策如何更好作用于地区建设进行的关系对应，由此形成媒介评价。在扶贫报道中，评价支持主要体现在扶贫报道是否对扶贫政策有正面或负面评价，以及大众传媒是否对扶贫工作舆论监督，发现并分析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政策解读报道及扶贫议题相关评论是体现评价支持的主要内容。

　　四、结语

　　基于发展新闻学研究视角，结合发展新闻学的实践指导需要，以社会支持理论中的传播社会支持为理论依据，提出支持性传播的概念。将社会支持网中的各类支持类型引入到传播学中，可形成支持性传播的各种类型，以此建构支持性传播功能体系。该体系试图在新闻实践上探索一条通过扶贫报道发挥传播与动员社会价值的道路，为提高贫困地区扶贫效率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蔡敏.关于发展新闻学的一些思考［J］.新闻战线,2007，(07).

　　［2］孙红旗,袁爱中.发展新闻观下“砥砺奋进的五年”专栏研究——以《西藏日报》大型专栏报道为例［J］.今传媒,2018,(6).

　　［3］李晖.论发展新闻学的发展分期［J］.国际新闻界,2012,(7).

　　陈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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