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12 09:05
摘 要：安全感不仅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据九省九市调查数据分析社会矛盾背景下安全感现状以及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支持（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公众参与、信任（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安全感总体偏低。在安全感阶梯分布中，食品安全感最低，其次是生态环境安全感。矛盾遭遇对安全感的负向影响显著，信任（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对安全感有较稳定的正向影响，公众参与在一定条件下能显著影响安全感，矛盾解决和社会支持（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对安全感没有影响。
关键词：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支持；公众参与；信任；安全感
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关于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民众对社会各领域安全状况的主观感知和评价，对人身、财产、利益等各项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综合心理反应。安全感不仅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宏观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还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继而进入风险社会，尤其是“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2]44-55的背景下，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的安全问题凸显，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频发。安全和安全感问题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点之一，亦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理论回顾
（一）安全感的心理学研究视角
心理学视角下的安全感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构成部分，与个体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弗洛伊德用“焦虑”这一概念来描述儿童在早期成长过程中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遭遇无法解决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创伤时出现的心理后果。其后，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者霍尼从社会文化的视角[3]83；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从基本需求的视角[3]40；人际精神分析学家沙利文从人际互动的视角[3]87-88；“新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从心理发展八阶段的视角，分析儿童在早期需要得不到满足，与母亲“原始关联”被切断，与照料者不良互动的经历中产生焦虑、恐惧的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则从人格特质和心理健康的角度阐述安全需要，他把安全需要看作是紧接着生理需要的第二层级需要，是其他更高层级需要的基础[4]44，并编制《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来测量不同个体安全感的差异。[5]
（二）安全感的犯罪学研究视角
根据概念所指范畴的不同，安全感有两种理解：“一是个体或群体在脱离危险处境，消除恐惧心理，身心不再受到威胁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平安舒畅的感觉；二是指人们对消除违法犯罪分子造成的恐怖情景之后的身心健康有保障，家庭财产不受侵犯的良好的社会气氛的感受。”[14]前一种定义是广义上的安全感，包括食品、环境、财产、信息、社会治安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安全状况在民众心理形成的总体安全感知。后一种安全感主要指向社会治安领域，与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恐惧、不安和焦虑等相联系，是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研究假设
从灾难性事件侵害后果的角度研究安全感是安全感研究的传统视角之一。学者们充分注意到，灾难不仅会给人们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还会给心理留下后遗症。[30]个人受害经历是安全感很强的预测指标，[31]亲身经历了违法犯罪者的侵害或目睹他人受到侵害是不安全感产生的重要原因。[32]在风险社会中，除了传统研究所关注的犯罪外，火灾、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食品污染、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健康损伤，失业、劳资冲突、征地拆迁等各类矛盾中的利益受损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宋宝安基于吉林的数据证实，利益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全感最主要的因素。[33]总体而言，“对巨大事故或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向性，强化了风险认知”。[34]基于此，提出假设1：矛盾遭遇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矛盾遭遇越多，安全感越低。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1）课题组于2016年1—4月在江苏南京、安徽合肥、四川宜宾、湖北恩施、湖南长沙、广东广州、陕西西安、黑龙江哈尔滨、云南昆明九省九市进行的“社会矛盾问卷调查”。每个调查点发放问卷200份，城乡比例为3：2。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和定距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即依据各地行政区划先随机抽取3个县（区）；再在抽中的每个县（区）中随机抽取2个街道（乡镇）；然后从抽中的每个街道（乡镇）中随机各抽取1个社区（村），兼顾社区类型的差异（主要是经济条件的差异）；最后，在每个社区（村）中按总户数和问卷数量等距抽样确定调查户，每一户的后一户为备选调查户，如果此备选调查户因各种原因无法参与调查，则调查下一户，依次往下。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调查的形式，实际回收问卷1838份，有效问卷1717份，回收率93.42%。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二）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测量了食品、生态环境、总体经济形势、社会治安、个人信息、财产、职业稳定七个方面的安全感。每个变量的选项按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设计为5个等级，分别是“不安全”“不太安全”“一般”“比较安全”“安全”，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5。这七个变量为定序变量，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7。运用主成分法对七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36，Bartlett's球状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提取一个公因子，为“安全感因子”，七个变量的因子负荷分别为0.653、0.727、0.736、0.726、0.714、0.757和0.604，此变量为连续变量。
2．自变量。
（1）矛盾遭遇变量。矛盾遭遇变量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遭遇过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社会保障、就业失业、官员贪腐、医患矛盾、子女教育问题、司法公平、历史遗留矛盾、社会治安、国有（集体）资产处置、国企改制、城市综合治理、干部民主选举、干群关系、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共19项社会矛盾纠纷（有=1，无=0）来测量被调查者社会矛盾的遭遇情况。将每位被调查者对每一项社会矛盾遭遇情况的选择得分相加，生成一个取值在0—19之间的矛盾遭遇的新变量，取值越大说明被调查者遭遇到的社会矛盾越多。
（2）矛盾解决。问卷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最近一次您和您家人所遭遇的矛盾是否得到解决”？选项分别是“是”和“否”（1=是，2=否），以此来测量被调查者遭遇矛盾得到解决的情况，这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四、研究发现
（一）不同领域的安全感状况
从表2可知，各领域安全感水平总体偏低，食品、生态环境、个人信息和经济形势四个领域的安全感水平均低于中间值3，处于一般和不太安全之间；财产、治安以及职业三领域的安全感略高于中间值3，处于一般和比较安全之间。为了检验各领域安全感均值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对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进行了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0.001）。齐性子集的分析给出了两两比较信息，七个领域的安全感均值被分为5个子集，财产安全感最高，其次是治安状况安全感和职业安全感，再次是经济形势安全感和个人信息安全感，第四是生态环境安全感，最低的是食品安全感，形成了不同领域安全感的阶梯分布格局。
（二）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状况
表3中模型二的结果表明，矛盾遭遇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负相关，即矛盾遭遇越多，安全感越低。这种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在模型三到模型七的五个模型中持续保持稳定。假设1得以验证。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引入了矛盾解决变量后显示，矛盾解决变量与民众的安全感不相关，即矛盾的解决与否并不影响民众的安全感。校正的R方减少，说明矛盾解决变量对因变量安全感的解释力较低，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有研究者在探讨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治安领域的安全感）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体社会安全感有显著影响，表现为个体的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获得的实际帮助越多时，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39]但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得到验证。模型四显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变量对民众的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即在社会矛盾的语境下，无论是亲戚朋友、熟人老乡的支持还是社会力量、村委会、工作单位的支持并不能有效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假设3和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
模型五增加了公众参与变量后显示，公众参与变量与民众的安全感显著正相关，即公众参与度越高，民众的安全感越高。但在引入了“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变量后，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影响的显著性消失了（模型六）。在剔除无统计学意义的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后，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影响的显著性重新出现（模型七），但与模型四相比，其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综合来看，公众参与变量对民众安全感的显著影响是存在的，假设5得以验证。如果结合已有的“公众参与显著促进政府信任”[40]的研究结论，也许可以初步假设，“政府信任”是“公众参与”与“安全感”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当然这一影响路径还有待后续研究做进一步的验证。
模型六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即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安全感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安全感也越高。从模型六和模型七的比较来看，无论是否剔除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政府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都非常稳定。而在剔除矛盾解决变量、社会支持变量（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后，人际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显著性水平明显地提升。假设6和假设7得以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九省九市的数据，讨论在社会矛盾的背景下民众安全感的现状以及矛盾的发生、解决、社会支持、公众参与、信任对民众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在安全感阶梯分布中食品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感现状堪忧
人们对于不同领域的安全现状有不同的感知，从而形成了不同领域安全感的阶梯分布。处于这一梯度分布格局最底端的是食品安全感和生态环境安全感。显然，人们对食品和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有着更迫切的需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生理需求作为人类需求层次的起始端，只有在满足了这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安全需求。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大幅提升，人们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安全需求随之出现。结果显示，在安全需求中如食品、空气、水等属于基本生理需求上的安全需求最强烈。事实上，食品匮乏和食品污染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并没有本质不同，也因此，民众对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尤为敏感，所以与食品和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社会矛盾多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幸福感是核心和目标，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前提。未来的中国要营造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大环境应首先以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为重点，下决心、下狠心、下大力气从政策、制度、体制、标准等各方面打造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大环境，如此，才能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安全感。
（二）矛盾遭遇对安全感有决定性的负向影响，且不因矛盾解决和社会支持而缓解
在既有研究中用同样的九省九市数据讨论矛盾遭遇和矛盾解决对司法信任的影响时发现，显著影响司法信任的是矛盾解决，而不是矛盾遭遇[41]。安全感却与此相反，显著影响民众安全感的是矛盾遭遇，而不是矛盾解决，也不是来自外部的各种社会支持。换句话说，只要遭遇到矛盾就能显著降低民众的安全感，不管这一矛盾是否得到了解决，也不管在遭遇矛盾的过程中是否获得外部社会支持。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心理体验，在最本源的意义上，与个人经历密切有关。处于矛盾和冲突中的人们面临着利益受损、健康受损，或者尊严受损，这些不愉快的个体经历直接引起恐惧、愤怒、焦虑，这是影响民众安全感最直接的路径，且这种影响并不因后续的一些挽救措施（解决矛盾和给予支持）而有所缓解。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尽管妥善解决已发生的矛盾对缓解社会压力、提升政府信任非常重要，但从提高民众安全感的角度说，防患于未然是根本，即大力扭转“轻事前预防，重事后处置”的思维，从根本上树立矛盾预防观念，将社会治理前移至矛盾未形成之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社会协同预防的合力，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预防矛盾从无到有；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率，预防矛盾从小到大；缩小矛盾的涉及范围，降低矛盾强度。着力降低民众的矛盾遭遇率是提高安全感的一个有效且直接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阿瑟·S．雷伯.心理学词典[M].李伯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765.
[2]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55.
朱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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