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11 09:51
摘 要：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三大时代主题的转变，推动三种主导资本形态的形成与演进。第一次科技革命，转变与危机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是主要的资本形态。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战争与革命的帝国主义时代，产业资本演变为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资本形态。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新型两制关系下理性资本形态形成。资本形态的演进路径论证了人类社会从阶级斗争走向阶级合作的必然趋势。
关键字：科技革命；资本形态；理性资本；阶级合作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机器大生产的方式打开了人类工业化大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在转变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由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业资本形态转向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产业资本形态。第二次科技革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形态由产业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性资本的基础并决定其发展走向。理性资本形态适用于解释现实两制关系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蒸汽革命时代的产业资本形态
（一）转变与危机的时代主题
1．两大转变。其一，工业革命引起人类劳动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蒸汽技术的应用和机器大生产为标志，人类由传统手工劳作的自然经济时代转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即人类正式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时代典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表现为以商品经济为主的雇佣劳动模式。其二，工业革命引发社会制度的转变。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助推西欧政治制度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从以“资本”维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现实出发。
2．两大危机。其一，工业革命引发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早期是私有制主导下的自由竞争猖獗的时代。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生产失序、生产过剩。其二，社会革命引发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危机。在竞争无处不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生产的总体趋势是阶级对立简单扩大化，无产阶级首先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进行斗争，于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无产阶级产生了。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始作俑者都是急于扩张的“资本”。
（二）以产业资本为主的资本形态
1．与直接的物质生产相联系的产业资本形态。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崛起之前，作为“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的资本形态是商业资本形态。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促使资本形态从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此时，虽然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劳作，但是产业资本的社会存在基础仍然是与直接的物质生产相联系的。其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构成中的物的要素，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中的人的要素。由于此时期生产力构成中的物的要素多来源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运用，本身表现为物质属性。其次，作为人的要素的劳动者，特指除自身体力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并且作为市场上自由出卖的商品形式，劳动力从属于物的要素体系。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相较于以往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从生产力构成的三大简单要素的特征来看，产业资本形态体现以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为主要特征，物质生产力是产业资本的社会存在基础。
2．基于物质社会生产的产业资本形式与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产业资本的三种形式，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资本循环分别以产业资本的三种形式为出发点，构成三种资本循环模式，每一个完整的资本循环围绕产业资本的三种形式依次经历了三大阶段。以货币资本循环为例：在第一阶段上，资本家“他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能够作为会生出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来实现。换句话说，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2]308。在第二阶段上，马克思论述“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2]309。二者作为生产过程中形成商品的人和物的要素的结合，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2]309。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劳动力在生产资本实现阶段发挥实现剩余价值的功能，以作为“资本的果实”实现价值增值。在第三阶段上，经生产阶段后形成的以投放进市场上进行消费的商品资本形态。这里商品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只是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一个部分，表现在剩余产品中）。这个商品量，只有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才是商品资本，才是已经增值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2]312。而最终商品资本的实现目标是投放市场，以商品消费的形式获取增值的货币资本，从而进行下一轮的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在经历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中，构成了资本总循环的过程。“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2]313在流通阶段，资本采取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形式；在生产阶段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被视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期间资本主义方式下的所有经营生产部门。而对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而言，“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2]313。随后，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资本的循环与商品资本的循环发生类似的活动。总体而言，“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2]319。马克思道出了以产业资本形态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其典型特征是连续性，以保证社会总资本始终处于流动性中，进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
二、电气革命时代的金融资本形态
（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1．两次大战。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第二次科技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为争取世界市场和霸权地位，资本逐利性突出表现在以世界为舞台。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与霸权的争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强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地位于20世纪初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2．两场革命。这一时期，资本剥削的形式由自由竞争时期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扩展到国际上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民族国家的殖民掠夺。推动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融合，客观上要求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中国及东欧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资本形态
1．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时代特征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进行了全面论述。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5]651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典型的特征是生产的高度集中，自然走向垄断，这被视作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现象。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联合制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组织特点。不同于大企业之间的工业联合，帝国主义的联合制将生产资料完全操纵在大垄断同盟手中。由经济上的垄断并作用在政治上的垄断同盟，以国际舞台作为资本形态载体。垄断组织和垄断同盟大国企图在政治统治上建立迫使落后民族国家屈从于金融资本统治的国际秩序。资本家的垄断同盟采取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三大组织形式，以瓜分世界为资本垄断目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5]631。
2．帝国主义的特点是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5]653首先，帝国主义时期金融资本形成的载体——“银行”的作用发生转变。银行由原先将不活动的货币资本转变为活动的生息资本，从原来便利资本家资本统治的中介机构转变为势力极大的极少数金融资本的垄断机构。银行“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5]600银行作用的根本转变，其本质是资本垄断的集权统治。极少数垄断者通过联系银行控制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金融寡头对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其次，金融资本转向金融寡头的统治。银行业与工业的日益融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出现使得“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5]618。由此，金融资本必然转向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巨大优势在使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据统治地位时，“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5]624。最后，这还意味着金融资本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输出和对世界的瓜分。这一时期，几个极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外投资的形式获取高额的利润收入。他们以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式通过签订“契约”，利用贷款购买债权国产品，在殖民地设立银行及其分行，进行资本输出。被列宁视为“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5]628。金融资本的输出方式必然导致以战争的形式掀起对世界的直接瓜分。这一时期，借助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世界交通网，金融资本的密网也遍布全球，左右着国际规则。“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5]644这助长了金融资本输出的利益推动各国争取殖民地实行统治。“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6]647由此，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政策掀起了欧洲大国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狂热争夺。
三、信息革命时代的理性资本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1．两种和平。两次世界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使得各国在吸取战争的沉痛教训中“国际社会逐渐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大方向”[7]。战后，现实的两制关系正式形成。和平态势，首先经历了“冷战”这一冷和平形式，这意味着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不会再发生。其次，随着苏联解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持续推进，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8]新型大国关系为主导的国际和平发展态势。
2．两类改革。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社会变革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改革的主要趋势是增加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加大立法保障劳工合法权利等，现代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更为成熟。社会主义国家以南斯拉夫改革掀起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开端，随后以苏共二十大为起点，赫鲁晓夫掀起第一波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但种种原因导致改革失败，苏联最终延误改革的最佳时机走向解体。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精准判断时代走势，在转变资本形态认知的基础上，全面解放思想，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二波浪潮。
（二）理性资本为主的资本形态
1．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二战后，新科技层出不穷，尤其是以信息资源的运用为生产力引发了系列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转型，人类日益跨越时空限制，社会交互水平空前提高。现代两制关系的形成，结合现代科技革命发展诉求，人们日益觉察应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是昔日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孕育着新社会因素”的“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9]，同时也是列宁时期要求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的，被视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帝国主义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战后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起点的新国际金融资本体系，而且结合资本的跨国流动，借助地区性、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兴起，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纵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破产，世界体系仍然在信息革命张力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格局。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这意味着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份子，必然要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显然，“资本主义”在这个层面上不同于意识形态对抗和国家制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现实两制关系与现代科技革命浪潮下特殊的作为经济存在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在全球“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成功在于：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立足国情世情，审时度势，转变传统固有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理性资本形态实现的三大现实基础。其一，现实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在科技革命1.0阶段，生产力以“物质生产力”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下，生产力第一制动要素是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物质资料的技术水平为衡量标准。科技革命2.0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物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直到科技革命3.0时代，随着信息要素的生产登上历史舞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成为不争事实。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生产日益占据主流生产领域。信息、科技、人才、管理、资本日益被纳入生产力衡量标准中。其二，劳动主体和劳动方式质的转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隐性逻辑是科技和人才是生产力核心。现代，生产力标准日益体现为人的要素对物的要素的统配作用。其次，由于“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机器是对人类体力劳动生理器官及其动力的替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凝聚了科学技术更大发展的新机器系统，则是对人类脑力劳动生理器官及其智能的替代”[11]。这不仅意味着新科技革命下劳动力要逐渐实现从体力到脑力转换的必然思路，而且意味着人类劳动生产方式必然同时要求转向脑力劳动为主的必然逻辑。社会整体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高低又直接体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国家间综合国力较量的核心动力机制。其三，人类劳动生产关系质的重塑。生产力水平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劳动主体、劳动方式的脑力化，有利于重塑新型平等、和谐的劳动生产关系。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逻辑来看，社会生产的理性增强，劳动者将日益跳脱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这不仅意味着人的个性化生产得以实现，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多样性、多层性特征；而且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理性化特性有利于从利益共享层面实现人的平等关系，以理性资本形态特有的社会生产消解马克思所认为的“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12]的人类不平等劳动生产关系。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理性资本形态形成和发展生产力的保障；资本作为劳动的产物意味着资本形态在劳动方式转型、劳动生产关系的重塑中必将愈加理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宋朝龙.《资本论》逻辑视域中的金融资本批判[J].当代经济研究，2019（11）：1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花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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