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11 09:08

  [摘 要]苇岸是中国最彻底的梭罗主义者。在自然和乡村风景急速消失,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苇岸继承了梭罗自然文学的文明批判精神。但与美国自然文学以荒野作为文明批判的武器有所不同的是,苇岸特别重视乡村的意义。他的写作确认了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文学价值,这使其既有别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土文学传统,又不同于当前沉溺于表现乡村治理失序和经济崩溃的挽歌悲调。自然和乡土的结合,激活了乡土文学潜在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力。

  [关键词]苇岸;梭罗;自然文学;生态主义;乡土中国

  1999年初,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辽宁文学院授课时谈道:“在二〇二〇年左右,在中国应该出现的文学大师当中,应当包括苇岸,如果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始终在文体和诗意上努力,始终怀有对大地的饱满的爱。”①但同年5月19日,苇岸便因肺癌离世,年仅39岁。命运扼杀了这位年轻的朝圣者,同时终止了他试图塑造乡土中国自然性格的写作探索,他所走的那条乡土自然文学小径也因后继乏人而荒草萋萋。苇岸将梭罗的自然写作与中国的乡土文学结合起来,激活了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潜能,因而他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当前,生态问题和乡村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核心,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文化和文学领域内的生态资源也不断被激活,重新讨论苇岸显得很有必要。①2019年,笔者在苇岸故乡昌平北小营村和水关新村住所作了3次田野考察。在充分调查苇岸写作的自然环境和藏书阅读的前提下,本文试图对苇岸的乡土自然书写作一个整体性的论述。

论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

  一、梭罗的中国圣徒

  1993年8月8日,苇岸游走在京西潭柘寺,寺中古树令他十分欢喜:“还有两树也令我感兴趣,标名为‘七叶树’,又为‘梭罗树’,见到此树甚高兴,久寻不得,终于看见,分别在树下照了相。”②“七叶树”又名“娑罗树”,由印地语“sāl”而得名。据传,释迦牟尼涅槃时托身娑罗林下,因此佛陀有“娑罗树王”的称号。③潭柘寺娑罗树为唐代所植,是寺中圣物,笔者实地所见,树牌实际上写的是“娑罗树”,苇岸却偏偏将其写为“梭罗树”,这并非笔误,而是因为他所皈依的不是佛陀而是梭罗。1993年站在“梭罗树”旁的苇岸,与1999年专程前往瓦尔登湖的博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目的相同,都是在他们所热爱的世界已面目全非的当下,自觉接受梭罗的感召,决心“成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④在致朋友的信中,苇岸写道:

  一张饼吃饱三千人,只能算作小奇迹,现代人的心灵也许并非饿着,而是像河床一样积满了淤泥,梭罗立愿要疏浚人类精神河道里几千年腐臭的垃圾,丝毫不逊色与佛陀立愿将世人度出苦海。思想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当满意的答案。⑤

  二、捍卫自然与文明批判

  梭罗时代的美国已沦为“一个不顾廉耻的、新的、富于创造性的、瞬息即变的社会”,田园美景和安逸闲暇已荡然无存,铁路也从瓦尔登湖旁驶过,③自然的消失成为他关注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商业化与工业文明全面崛起的1990年代,苇岸的故乡北小营村也遭遇瓦尔登湖同样的历史命运。1988年春,作为“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的北京水泥厂选址昌平北小营村,消息传开之后,当地农民普遍欢迎工业文明的降临,④而苇岸却写道:

  我的家乡就要遭受一场劫难,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我震动,我感到悲哀。在村子的东北面,在家乡田园景色最典型的那个地方,将建起一座大型水泥厂,他像死神就要做村子的邻居。令我时时向往的家乡,我的灵魂萦绕的地方将不复存在。⑤

  三、书写乡土中国的自然面向

  《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对苇岸产生过“深刻影响”,④其中写道:“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因为“文明人已经糟蹋了自身久居其上的大部分土地”。⑤这构成苇岸写作的道德动力,也让他与梭罗、斯奈德和利奥波德这些卓越的灵魂一样,提醒人们大自然的衰落。在《鸟的筑巢》一文中,苇岸写道:

  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式的变迁。⑥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记录自然的消失和进行文明批判,苇岸的创作与美国自然文学却有着不小的区别。自然虽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批判性资源,但在新旧大陆上的表现却各有侧重:新大陆上的自然常以荒野的面貌出现,而旧大陆的自然主要指向乡村。荒野与文明的对立,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成为新旧大陆现代性批判的不同表现形式,自然的消失相应地也指向荒野的消失与乡村的消失。确认苇岸自然写作的现实意义,就要对二者的区别予以辨析。

  四、结语

  如今,抛撒过苇岸骨灰的麦地已全部消失,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没人听说过苇岸,甚至村委会负责文化和档案的负责人也不曾听说过这位作家,留存记忆的仅有少数几位老人,而且基本上都是苇岸的同学。而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辈中,也少有知道或阅读过苇岸作品的人,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致力于成为“人类增光者”的苇岸。梭罗逝世后,爱默生将“美洲越橘党头目”的桂冠赠予他,并惋惜美国失去一个伟大的国民,爱默生的话同样适合用来形容作为“华北胡蜂党头目”的苇岸对于中国的意义:

  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了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了,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侪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①

  邓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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