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04 09:11
摘要：历史分期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史识。在内藤湖南和何兹全的历史分期论中，汉魏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基于华夏文明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从上古期的华夏文化向外扩展到中古期的周边民族向华夏民族内部进行反馈回波，汉末魏晋正是其间的过渡转折。何兹全从中原王朝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比较以做出历史分期，认为汉魏之际商品经济衰落、依附关系发展及消极的来世宗教观流行，是中国从古代走向中世的重要转折期。比较两位先生的汉魏历史分期，对认识他们的整体历史观，以及认识东汉历史的特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藤湖南；何兹全；汉魏之际；历史分期
东汉史是秦汉史研究领域内尚比较薄弱的一环［1］，西汉、东汉虽然都以“汉”为朝代之名，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两者成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风格、社会的结构、国势走向均有较大差别。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族各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东汉及之后的历史走向，两汉之间的断裂并不少于延续。在内藤湖南和何兹全的历史分期论中，东汉均被认为是历史分期的转换节点。具体而论，两位先生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内藤湖南侧重于东汉王朝与周边部族相互关系演变的因素，何兹全侧重于东汉王朝内部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特征。合而观之，两位先生从外和内两个方面，对汉魏之际时代的深刻转变，做了深度的揭示。对内藤湖南与何兹全的汉魏历史分期论做一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两位先生总体的历史演变观以及东汉的时代特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
历史分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及其后学的历史分期论与何兹全及其同道的“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中，东汉均处在一个转折过渡期的位置，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渐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渐形成。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虽然他的分期借鉴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方法，但是内藤湖南“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从而避免了如当时有些学者那样陷入西方理论的教条、进行硬性套用的做法，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2］。内藤湖南认为按照朝代更替来区分时代的做法虽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标准，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把握，做出符合历史内在波动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独特的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体现。
二、周边民族对汉帝国的回波作用
华夏文明向外扩张从战国就开始了，北方燕、赵、秦所修建的长城，与其说是对周边游牧部族的防御设施，不如说是华夏国家对新扩展区域的巩固措施。秦帝国对匈奴与南越的战争，是华夏文明扩张的继续，这一过程在汉初沉寂60年后，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峰。西汉帝国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族扩大了接触与交往，但并不是随意地将其纳入帝国内部。部分归顺的匈奴、氐、羌部落迁入塞内，汉廷设属国安置之，虽数量不大，但管理有力，烽火严明，所以并未发生重大事变，在国防上不构成重大隐患。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外部民族内徙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朝廷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三、何兹全对汉魏之际历史转变的论述
内藤湖南偏重从中国文化的向外扩张及异族觉醒后反馈中国的作用模式对中国历史做分期，偏于外向性分析。中国历史分期讨论中持“魏晋封建论”的学者，则较重视从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讨论社会性质的转变，可谓与内藤湖南之说内外相应，相得益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处于五种社会形态论述的大理论背景下，其中奴隶社会什么时候结束、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开始，是古史分期的焦点问题古史分期曾经是史学界“五朵金花”的第一枝，但是“五朵金花”的讨论都背负了意识形态的使命和重压，体现了特殊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具有强烈的“以论带史”的特征，正如蒋海升所论：“‘五朵金花’建立在依次递进的‘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之上，这个理论预设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是造成‘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的源头。”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第2页。随着当今史学研究理路及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五朵金花”的价值更多的只体现于“史学史”的意义上。［16］25-29，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经典论题，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避免，但诚如蒋海升所言，当时参与争论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怀着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进行讨论的，他们通过新的观察视角、运用新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耕耘，事实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业绩”［17］。
四、内藤湖南与何兹全的历史分期论异同
内藤湖南与何兹全的历史分期论，其实都受到西欧历史及其历史观念的影响，但二者都有清楚的反省，欧洲历史是他们研究中国的背景而不是硬性套用的模板，充分注意到人类历史的共性和个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具体而言，汉魏之际封建论仍然处在五种社会形态主导的历史观之下，对于社会性质的判定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导向下，对政治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历史分期的必然前提。何兹全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预设的框框，虽然他难免受到框框的影响。到晚年何先生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思了“框框”并提出“自然段”的概念和方法，对历史分期问题在理论上做出了贡献。内藤湖南作为日本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观察更偏向于整体性，东亚世界的华夏文明及其周边民族的互动，成为整体性观察中国并考察“中国”动态演化的绝好视角。两者比较，我们当然可以说内藤忽视了中国的内在因素而何兹全对华夷互动缺少认识，但这样的评价是不全面的。史识是某种深刻的偏见而非求全责备，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使得对历史的研究必定是多角度的，两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都注意到东汉中后期历史的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转变，经过百年的过渡，历史进入到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时期。从二位先生的历史分期论，我们可以对东汉的历史结构和性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东汉前期，中华世界帝国突飞猛进的同时，蕴藏了颠覆性的危险，而经济的衰落、隶属关系的增长、思想文化的转型，都使得东汉与西汉有着很大的不同。东汉后期经济、社会和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加剧，周边异族觉醒之后对汉帝国的反作用力也开始呈现，共同促成了东汉的灭亡，魏晋的禅让换代并没有逆转大的历史趋势，直至历史进入下一个阶段。
［参考文献］
［1］赵国华.东汉史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序言.
［2］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6.
［3］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M］.夏应元，钱婉约，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43.
薛 小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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