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02 10:21
摘 要 大学生领导力的提升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和大学生适应社会的重要需求，而准确有效的决策机制又与个体的领导战略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本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来探讨不同领导力水平的大学生在决策能力上的差异。通过发放大学生领导力实践量表在４６０名学生中筛选出高领导力水平大学生３５人，低领导力水平大学生３３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任务。实验结果显示，随着选择方案公平性的增加，被试的接受率也在不断提高。被试类型和方案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高领导力水平组在不公平方案中的接受率显著高于低领导力水平组，在公平与极不公平方案上表现出的差异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在决策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可能与其情绪抑制控制能力相关。
关键词 领导力；决策；大学生；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情绪能力
１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领导力（l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这一特质逐渐成为个体必不可少的核心竞争力和软资源，同时关于领导力的涵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领导力是组织中的领导者按照个体所具有的才能对其员工进行指导性的引领，同时也是一种为了让他们实现组织与个人目标而发挥自身作用的影响能力（李学淳， ２０１６）。在此背景下，如何培养具有专业素养和创新才能的领导型人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高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领导群体的骨干力量，将来会在各行各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关于大学生领导力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新趋势（仇心乐， ２０１８）。但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领导力的研究主要以领导干部为对象，未能真正深入至大学生群体中展开讨论，大学生领导力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领导力的显现离不开个体的决策。在学习生活的各种决策过程中，准确有效的决策机制有助于提高个体的战略领导能力，出色的决策能力是大学生成长为领导型人才的关键。决策（dｅｃｉｓｉｏｎ－mａｋｉｎｇ）是指个体在己知有差异的选项和概率的情境下，权衡自己面对不同选择和概率事件的主观期望，并根据综合判断进行选择的过程（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２００３）。决策理论最初是从１８世纪欧洲宫廷盛行的博弈游戏中发展出来的，之后决策就一直是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决策不仅是个体对其生活环境适应的重要机制，同时也会影响一个集体的发展方向（高明，２０１６）。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知识产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出准确而又行之有效的决策是集体与个人胜负的关键。由此所引发的众多研究者对决策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以及这些对决策的探讨在多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使得决策相关研究越来越具有实践意义。
个体的决策行为通常在某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随着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不断交叉延伸，有关社会性决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在关于社会性决策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gａｍｅ，简称ＵＧ）、独裁者博弈（dｉｃｔａｔｏｒ gａｍｅ）、信任博弈（tｒｕｓｔ gａｍｅ）以及囚徒困境博弈（p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dｉｌｅｍｍａ gａｍｅ）几种任务范式进行实验。其中以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最具代表性，成为目前研究决策任务时最常使用的一种实验范式（李欧，徐富明，邓颖，刘程浩，史燕伟，２０１６）。经典的ＵＧ任务是让两名玩家对一笔钱的分配达成协议，一位玩家即提议者（pｒｏｐｏｓｅｒ）被选出向另外一位玩家提出方案，而另外一位玩家即响应者（rｅｓｐｏｎｄｅｒ）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响应者选择接受，那么这个资金就按照提议者的提议进行分配；如果响应者拒绝，那么双方都不会得到任何钱。传统博弈论“理性人”假设认为，由于个体严格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响应者对于提议者的提议总是会表现出接受（Ｐｅｓｔｋａ ＆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２）。然而之后的研究使一些学者对该假设提出质疑，并强调随着提议者给出的方案越来越不公平，响应者宁愿接受自己经济受损也不愿接受不公平方案（Ｇüｔｈ ＆ Ｋｏｃｈｅｒ， ２０１４）。研究者认为，传统博弈论并不能就最后通牒博弈任务的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双方各自分配到的资金对于游戏来说并不会产生多少影响，获得资金的多少也与最终分配方案能否通过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假设随着不公平性的增加，会出现被试不接受分配方案的情况。
虽然国内外在领导力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目前很少有研究者着眼于领导力和决策之间的关系，此外，尚未有研究能够全面深入地就“大学生群体的领导能力是否会对其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问题做出回答。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将问卷调查与行为实验相结合，采用社会性决策的经典范式最后通牒博弈任务，对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决策过程的行为特点进行分析，旨在为大学生群体的领导能力与决策的关系提供依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大学本科生为对象，采用纸质问卷为主、电子版量表为辅的形式，共发放４６０份问卷，收回３８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３４６份，有效回收率７５．２％。经过对问卷结果的整理归纳，确定高分组与低分组各１０％处的分数，并以此选定８０名被试，分别为高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组４０人和低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组４０人，平均年龄在１９～２３岁之间。由于有１２人在被告知需要完成后续实验时拒绝参加，因此最终参与实验的被试人数为６８人，分别为高领导力水平组３５人，低领导力水平组３３人。两组被试男生女生数量均衡，年龄匹配。所有被试视力正常，且都为右利手，完成实验后被试均获得一定的金钱奖励作为报酬。样本的人口学因素特征如表１所示。
２．２ 工具
本研究采用学生领导力实践量表（sｔｕｄｅｎｔ l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p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i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ＬＰＩ）来测量个体领导力水平的高低。１９８７年Ｋｏｕｚｅｓ ＆ Ｐｏｓｎｅｒ通过收集和分析不同企业千余名经理人在组织中指导他人时展现出的行为习惯的案例，确定了与人们在作为领导者时普遍使用的行为模式最相关的五种领导行为（Ｋｏｕｚｅｓ ＆ Ｐｏｓｎｅｒ， １９９４），并基于此行为模型开发了测量普通人群体的卓越领导行为的领导力实践量表（l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p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i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ＰＩ）以及针对大学生和高中生群体的ＳＬＰＩ量表。SLPI量表共３０道题目，由以身作则、共同愿景、挑战过程、使众人行和激励人心这五个维度组成，各维度均包含６道题目。该量表使用李克特五点计分，要求被试从１ “从不”到５“总是”五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自己实际的选项，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该领导行为维度上水平越高。在信度上，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较理想水平（Ｂｒｏｄｓｋｙ， １９８８；Ｐｏｓｎｅｒ ＆ Ｂｒｏｄｓｋｙ， １９９２），是研究大学生群体领导力水平的良好测量工具。
２．３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２（被试类型：高领导力组大学生、低领导力组大学生）×５（分配方案：你５元对手５元，你９元对手１元，你８元对手２元，你７元对手３元，你６元对手４元）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分配方案为组内变量。将被试在五种不同分配方案条件下的接受率作为因变量。
２．４ 实验任务与程序
本研究所采用ＵＧ任务的实验程序使用Ｅ－ｐｒｉｍｅ １．１编制。正式实验共１００个ｔｒｉａｌ，由２个ｂｌｏｃｋ构成，每个ｂｌｏｃｋ有５０个ｔｒｉａｌ，包含公平方案你５元对手５元（５￥，５￥）和四种情况的不公平方案：你９元对手１元（９￥，１￥），你８元对手２元（８￥，２￥），你７元对手３元（７￥，３￥），你６元对手４元（６￥，４￥）各１０种。实验要求被试在看到分配方案时，能够准确迅速地做出反应，并且在完成第一个ｂｌｏｃｋ后进行适当的休息，以缓解实验中产生的疲劳。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在正式实验前安排被试进行１０个ｔｒｉａｌ的练习以熟悉实验流程。
进行实验前对被试的指导语如下：本任务将会为你随机分配一个对手，之后对手会提供给你一个如何分配十元人民币的方案，由你决定接受或者拒绝该方案（被试按字母键Ｆ表示接受方案，按字母键Ｊ表示拒绝方案）。同时提醒被试如果接受该方案，那么资金将按照对手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拒绝，那么被试与对手都将只得０元。此外，告知被试对方案的接受与否会影响钱数的累积，并且最终会按照比例来计算他们在实验结束后得到的最后报酬。具体实验流程为：首先在屏幕正中央呈现一个１０００ｍｓ的黑色“＋”注视点，然后呈现１５００ｍｓ的刺激图片，也就是十元人民币的图片，接下来１５００ｍｓ随机呈现一种分配方案，被试必须在随后的１０００ｍｓ内对呈现的分配方案进行按键反应，反应时长超过１０００ｍｓ将被视为错误反应，最后电脑屏幕正中央会呈现被试的反馈结果，结果持续呈现１５００ｍｓ之后自动进入下个trial（见图１）。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领导力分组的有效性
两组被试领导力得分的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不同领导力组间效应显著（ｔ＝１９．５１，ｐ＜０．００１），高领导力组的领导力得分（Ｍ＝１３１．２０，ＳＤ＝７．６８）显著高于低领导力组的领导力得分（Ｍ＝８４．４８，ＳＤ＝１１．７６），并且两组在担任有领导力性质的职位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ｔ＝４．４１，ｐ＜０．００１），高领导力组大学生（Ｍ＝０．６９，ＳＤ＝０．４７）显著高于低领导力组大学生（Ｍ＝０．２１，ＳＤ＝０．４２），结果见表２。由此可见，本研究对于大学生领导力不同水平的分组是有效的。
３．２ 不同大学生领导力组的行为特点
以不同水平领导力为组间变量，不同分配方案为组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被试类型与方案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Ｆ（１，６６）＝２．８４５，ｐ＝０．０４４，η２＝０．６４４。后续分析表明，在不公平（８￥，２￥）分配方案条件下，高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的接受率（０．２７６±０．０５２）显著高于（ｐ＝０．０１７）低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的接受率（０．０９４±０．０５３）；在亚不公平（７￥，３￥）分配方案条件下，高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的接受率（０．６５９±０．０６８）边缘显著高于（ｐ＝０．０５８）低领导力水平大学生的接受率（０．４７１±０．０７０），而其他三种分配方案在组别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方案类型的主效应趋近于显著（Ｆ（１，６６）＝３．７４１，ｐ＝０．０５７，η２＝０．４７９），被试对极不公平组的接受率极低，对公平组的接受率极高。对于其他分配方案，随着分配公平性的增加，被试对方案的接受率逐渐升高，整体上表现为５＞４＞３＞２＞１（见图２）。
４ 讨论
４．１ 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风险决策的行为特点
本研究采用社会性决策的经典范式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探究了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决策过程的行为特点。结果表明，在接受率上，被试类型与方案类型交互作用显著。虽然在高低领导力组中，组内五种分配方案均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接受率都在不断增加，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高领导力组与低领导力组仅在（５￥，５￥）分配方案中接受率接近，在其他分配方案条件下，高领导力组大学生对方案的接受率总是高于低领导力组的，而且这一差异在不公平方案（８￥，２￥）和亚不公平方案（７￥，３￥）条件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４．２ 研究意义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首次使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这一社会决策范式，对大学生领导力水平与决策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以往关于大学生领导力研究都侧重于量表层面，并未从行为实验角度去深入探讨。本实验将领导学与认知学科交叉融合，探究领导力更深层次的机制，为有关领导力的研究拓宽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就实验中的领导力分组而言，虽然高低组被试在问卷基础上经过统计筛选出并且统计结果表明分组具有有效性，但是考虑到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由国外研究者编制的领导力调查表，后经本土化才编制成大学生领导力实践调查表。因此该问卷可能在某些维度上并不完全符合国内大学生领导力的特点，在今后研究中可以对问卷进行修正，使其更加标准化以便展开更全面的研究。另外本研究只从行为角度入手，并未对不同领导力水平个体的决策过程中神经机制方面的差异进行探索。后续实验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更客观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对领导力水平与决策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延伸。
５ 结论
公平感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在决策能力上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可能与其情绪抑制控制能力相关。
参考文献
仇心乐． （２０１８）． 新时代大学生领导力培养研究． 中国集体经济， （３）， １５２－１５４．
高明． （２０１６）． 赌博任务下成就动机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顾一． （２０１２）． 悲伤的表达抑制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汪 超 王程明 杜顺顺 何 惠 谷 璜
上一篇：共享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下一篇：工作压力对基层民警工作倦怠影响:一个有调节中
相关阅读
论文常识
期刊知识
著作出版
教材出书
专利申请
出版社
扫码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