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2-20 10:09
内容提要：钟求是献给“60后”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把关注点直接切入到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现场，是一次极其庄重的写作，彰显还原历史的超强能力。作为中国政府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主人公夏小松和杜怡的爱情建立在苏联动荡这一历史高光时刻。两人都是拥有古典激情的信仰坚守者，尤其夏小松这一形象，浓缩着一代人灵魂的重量和悲情的理想，也承载着钟求是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等待呼吸 信仰 爱情 理想主义。
写作长篇小说《等待呼吸》，钟求是自言：从第一页开始，听见突突的心跳。激动他的更多是过去的岁月——只有青春年代激动过你的，才可以至死不渝地激动你。当然，当下也在发挥作用，那是一种反向助推。
年代书写是新时期文学的传统，从伤痕文学到知青文学，基本都是1950年代人的歌，比如，具有象征意味的《一支难忘的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等，都与青春有关，都是青春岁月汇成的河。何谓自己的年代？就是青春岁月所属的年代，只有青春岁月里流行过的文学作品、歌曲、服饰、发型等，才会一辈子记忆犹新，且随时触燃激情，那是根植于整个人生中的精神与审美的基因。1960年代人所消费的，正是1950年代人的青春之歌，然而，“60后”之歌却几乎不曾存在，少有作品有意识地为“60后”及他们的青春立传。从这个意义上说，钟求是创作献给“60后”的《等待呼吸》是一种开创性的自觉。
夏小松生于1966年，死于1991年。这都是很容易产生联想的年份。1966是“文革”开始的年份，1991是苏联解体的年份，都是历史上的“大年”，另类的“革命”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发生。杜怡生于1969年，是我的同龄人，所以，她所经历的都使我嗅到“我的年代”的熟悉的气息，包括某种坚执到近乎矫情的精神。章朗生于1976年，是“文革”结束的年份，他与杜怡虽然相差只有七岁，却差了一个年代，曾经激动过杜怡的，不曾激动过他，所以，他对于杜怡的过去很难发生共情与共感。
钟求是说，“这一代人在青年时期的经历有些特别，既承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阶段，也目睹了世界冷战双方力量的变化过程。在那个时期，苏联的国家变故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为一代人立传的最佳选择，当然就是“把小的个体命运放到大的时代格局中”，所以，他把关注点直接切入到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现场，拉回到莫斯科动荡的历史氛围中，甚至直接是骚乱的广场——那也是时代的广场。《等待呼吸》无论选择人物还是选择故事发生地，都有创造经典的大追求。
在苏联解体前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墙上，有大量的喷绘涂鸦，那也是时代的画像，反映出风云际会的丰富信息：政治剧变前的动荡，食物的匮乏……比如，“克里姆林宫的声音像是在吵架！”“我今天排了三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一只水果罐头！”杜怡和夏小松就在这里相遇，也可以说在一个历史风暴点相遇。夏小松的一句话反映出某一时代面相的本质改变：现在什么话都能喷了，以前可不敢。夏小松和杜怡在普希金广场排队几个小时吃麦当劳，麦当劳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生事物，无疑在当时具有符号化意义。两人恋爱项目之一，是去一家名为“立陶宛”的电影院看电影，小说特意写到，这里两年前还放过中国的《红高粱》。——这一切文化元素，无疑也是时代镜像，折射出一段特定的历史。
1989年春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解冻，当年秋天，一批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杜怡因此成为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公派大学生。夏小松则是中苏关系解冻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个中国自费研究生。作为公派留学生，杜怡每月能从中国使馆领到80美元补助金。这笔钱能坐经济舱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飞一个来回；在黑市兑换为卢布，也是一个可喜的数字，但也仅仅是数字而已，当时的苏联乏物可购。钟求是不愧是学经济的，他用数据来把我们带入感性历史。
《资本论》是《等待呼吸》中的重要精神符号。夏小松从不掩饰自己对《资本论》的痴迷，它不仅具有严密的逻辑，而且具有文学的味道。他痴迷到可以在地铁站合着别人的琴声当众朗诵《资本论》，完全突破自己的内敛个性。夏小松也从不掩饰对马克思的崇拜，认为他不是个严肃的符号，而是个有趣的人，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伟大学者和重要男人。他推崇到把马克思的头像纹在自己胸口，这是铭记，也是明志。夏小松研究经济当然不会只研究马克思，创立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哈耶克，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夏小松喜欢看他们在自己思维中斗来斗去，而他终究站在马克思一边。夏小松为马克思的被误读而耿耿于怀，当杜怡问：“要是马克思真的来到今天的莫斯科，他会说点儿什么？”夏小松回答：“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会生气，这里的不好情况超出了他的想象。”
夏小松对《资本论》的钟爱还让我想到张贤亮。《资本论》影响了张贤亮的一生，是他觉悟过程中的灯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贤亮，在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中，唯有《资本论》伴随他，支撑他，超度他。阅读和思考《资本论》，几乎构成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正是因为吃透了《资本论》，张贤亮成为新时期最早富起来的作家，他等于实践了《资本论》中的观念。是《资本论》使他在劳改期间为复出做好了思想准备，新时期的社会形势又为他蓬勃的思想找到了实践的出口。他看起来勇立潮头，精神资源却是最正统的，这可能会令一些新兴经济理论的拥趸感到匪夷所思。他与夏小松虽是不同年代的人，在对《资本论》的认识上却是知音。张贤亮的商业实践也可以成为夏小松思考的现实注解，证明其并不迂腐并不过时的社会价值。张贤亮后来重物质，渐渐远离创作，因为作家身份已经罩不住他了，更因为他压抑的力比多已经释放完了。但他对于《资本论》的尊重是一如既往的，正如夏小松一样。
马恩著作有很多，夏小松为什么格外崇拜《资本论》？这可能跟钟求是本人的思想构成有关。钟求是大学是学经济学的，通读了《资本论》，对于人类社会的进程特别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演进有很多思考。他的青春是伴随着马克思和哈耶克度过的，他向年轻时的思维系统致敬，也就是向理想激荡的青春致敬。关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动因，有一个说法是为了“传诗”，即“传诗说”；同样，钟求是写《等待呼吸》，可能也有“传思想”的潜意识：为自己思考过的立传，把思想的化石以文学的形式留存下来，以不负青年时代的倾心思考。如果这是唯一的理由，似嫌不够充分，事实上，钟求是之所以强势带入年轻时的思考，还因为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发现这种思考的合理性已经部分地为社会实践所验证。一种曾经具有主宰性信仰性的观念，一种倾心研究过的思想体系，其真实面目未及真正搞清楚，便被疏离了，其强势来袭与弱势退却都不由分说，这会令严肃对待过它的人不舒服。如果夏小松活下来，必是其中之一人。早已不是时代命题的思想观念，谁还会真正关心它呢？青年时代倾心过的人会，比如钟求是，比如张贤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等待呼吸》是一次极其庄重的写作。
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莫斯科已经不是中国人关注的重点，钟求是却把视线投向这里，这似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然而，这又恰恰反映出钟求是用文学来定格历史的野心。大学毕业后十五年“对外联络”的工作经历，使钟求是熟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他在1991年8月下旬的一次公干，经由莫斯科国际机场转机，又为这次写作埋下了另一伏笔。“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莫斯科城郊，无论时间还是地点，离苏联历史事件那么的近，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你几乎可以听到他当年心潮起伏的深长呼吸，这种脉动深刻渗透到了《等待呼吸》之中。
研读《资本论》，近距离接触莫斯科，都是钟求是过往生活中为写作《等待呼吸》埋下的伏笔，他的生活资源没有浪费。但仅有既定经验是不够的，毕竟苏联动荡时他并非在场的亲历者。为了写作这部小说，他特地去了莫斯科体验生活，触摸它的脉搏，感受它的气息，可见他的认真与郑重。有了既定经验与特定体验，再加以强劲的想象力，他终于把自己成功带入到历史现场。小说的时空构筑好了，方能给予读者强烈的带入感，这是《等待呼吸》成功的关键。这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作家还原历史的超强能力。
1991年的暑假，夏小松和杜怡在历史老师的乡下别墅里，从电视上看到了苏联正在发生的剧烈动荡。夏小松想马上回到莫斯科城里，他是要奔赴历史第一现场，同时也奔赴了自己的命运。在白宫广场上，夏小松对正在生成的历史感到迷茫，“我不认同经济过度自由化，所以也不会认同叶利钦，但准备进攻白宫的那帮人我也没有好感。”夏小松和杜怡是苏联这个重大历史节点的在场者见证者，他们疑惑：将来的教科书会怎么书写这段历史？而苏联人想知道：中国的眼睛如何看待这个重大新闻事件？夏小松也吃不准，他是不赞成苏联解体的，然而趋势却是相反且难以逆转。
此时的莫斯科白宫广场，就是一片历史的高地，如同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街垒。而《悲惨世界》的街垒战也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1832年的巴黎六月起义。以文学来再现历史事件，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经典化策略。脱开苏联解体的政治背景来解读这部小说，几乎是抽空其时代镜像意义与历史内涵，至少是使其变薄。而更进一步，则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联想其广泛的折射意义。
混乱的武力冲突中，夏小松记录历史的相机被坦克碾成了薄片，他把作废的胶片拉出时，一颗子弹穿过了胶片和他的胸，胸口的马克思头像被击中。胶卷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此时的夏小松正如他手中的胶卷，感光之后又被曝光。他是被误伤的，而打枪的人还以为自己的“破枪”并没有打中人，因为子弹是从坦克钢板上溅到夏小松胸口的。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一颗时代的子弹。似乎历史选择了他们来见证这重大时刻，就是为了毁灭他和他们的爱情。电影《通天塔》（也叫《巴别塔》）中，四个国家的12个人，也是被一颗子弹联系了起来，在五天里显现出各自的命运。子弹，具有击穿什么的意味，是有力的串联，也是有力的毁灭，对于故事来说，也是同样有力的一个叙述焦点。
夏小松和杜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个历史高光时刻的一片历史高地上的爱情。爱情与历史焦点的强势叠加，一直是故事推向高潮的一个经典选择，比如，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把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地点安排在发生过核爆的广岛，历史借助爱情而被触燃，如同电焊的弧光。个体的爱情故事，与历史的坐标点交汇，形成妙不可言的同构关系。爱情在灰飞烟灭的背景下，又带着极致绚烂。
庆幸的是，子弹偏离了夏小松心脏一点点，没有致命；不幸的是，夏小松尚未康复就想回国休养，虽然有杜怡护送，仍然在回国的火车上肺部感染，到北京后已无力回天。她看着他昏迷，看着他的生命消逝，就像面对无边海洋的落潮一样无奈。
一个爱情故事似乎尚未展开就戛然而止了。夏小松的离世，几乎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因为他所代表的一段历史已经终止了。苏联的历史终结与夏小松的生命终结，是一个象征性的同构。杜怡对昏迷中的夏小松说：苏联快没有了，我们的身份变成前苏联留学生了。圣诞节的晚上，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苏联解体的文件，苏联国旗最后一次降下。苏联永远回不去了，即便有苏联护照。回不去的夏小松就顺理成章地永远离场了。
夏小松和杜怡，真的还是上个世纪的爱情，至死都没有发生彻底的性关系。虽然他们是那么渴望，那么两情相悦。最后，杜怡用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第一次决绝地献给了夏小松。曾经那么想要她的他，得到时却已是无知无觉。这个情节令人扎心地难受，难受到想省略过去。那是多么绝望的杜怡，她把最心爱的人最想要的、也是自己能给出的最尊贵的东西交给他，可他已经是一堵没有回音的墙，那是她一个人的最孤独最无望的爱。
夏小松的离去有一种令人不能释怀的憾恨之感，甚至想替杜怡给他某种生命的电击，使他醒来。他们的爱情，几乎就要走到顶点了，可是他却以自己的离场使之功亏一篑，把巨大的亏空留给杜怡一个人承受。杜怡之所以此后的人生再也走不出夏小松的精神气场，与这种不能释怀的戛然而止有一定关系，她永远被那种几乎就要成功的不甘与痛楚紧紧揪住，越纠结越深。
杜怡面临的亏空不仅是夏小松的离去，还有更具体更迫切的，就是五万元债务——1991年的五万元是一笔巨款。为了救治夏小松，走投无路的杜怡向火车上同车厢的“倒爷”借了五万元，几乎是以自己的人身做抵押。爱的努力的结果，是她失去了夏小松，同时，多了五万元债务。债务使她甚至来不及悲伤，债务把她滞留在了北京。她抗争过，努力不让自己沉沦，然而终究敌不过物质世界的压力。她进入社会，成为食物链的末端，被剥夺被侵害，最后随波逐流，沦落江湖。她替人“破财免灾”拉关系办事儿，虽不光明，却也努力守住良知的底线，“意义这个词对我来说是用旧了的粮票，已经作废了。不过我干活的时候也需要找点东西来安慰自己，譬如不让开除学籍是为了那位学生可以继续读书……”道儿上的胡姐之所以选中她，就是因为她的脸还是纯的。五万元还完，她试图挣脱那种生活，却不幸未被放过，她那曾经给夏小松的脸紧贴住“文身”的胸部，被打上了一个疤痕构成的×，她被动吸毒，她失去一截小指。
《等待呼吸》分为三部，分别用了子弹、问号、氧气三个关键词来做名字，比较奇特的是，在第二部和第三部之间，插入了两个“间奏”：《无处安放的部分：年》《无处安放的部分：你》。《无处安放的部分：年》全部内容就是从1994到2003这十个数字，与其说是留白，不如说是钟求是不耐烦写了。《无处安放的部分：你》用一两千字引出了“我”——章朗的前史，一个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却偶然间被门挤坏了手指。这个间奏顺势把第三部引到了2004年——杜怡与“我”相遇的时候，小说的视角也由此转移为“我”的。但我们似乎都没有兴趣关心章朗，而只关心他眼中的杜怡。
这是两个指残者的相遇，畸零，边缘，却保持了自我、自傲以及与庸常生活的不妥协。章朗开了音像店，继续活在自己的音乐天堂里。杜怡开了书店，卖的不是新书，而是旧书——毫无疑问，旧书比新书更符合杜怡的精神气质。他们都在坚守内心的东西，而杜怡的坚守更抽象，那就是：过去。杜怡在章朗眼中的神秘，与她这些年的阅历有关，更与她心中有一个夏小松有关。夏小松的物质生命中止了，精神生命或者说精神遗产却在由杜怡延续，杜怡活下去，就是在延伸夏小松的精神走向。延续的是什么？就是《资本论》的精髓和苏联的记忆吗？不是，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环绕。经历了涅槃的杜怡，终于回到了杭州的平凡生活，然而她对于这种庸常是不满足的，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所以，她最终又逃离了，带着一颗新生命，回到了夏小松的故乡。这意味着，从精神上皈依了夏小松，皈依了青春时代的精神王国。杜怡自我救赎的力量，终究是来自那个饱满的青春时代和不灭的爱情。夏小松的精神已经脱敏并抽离具体的思想内涵，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检验着自己的生命力。道之不存，“殉道”的意义何在？这样的追问，很容易使人堕入虚无主义。重要的是他的灵魂，作为纯粹精神的余脉，在照亮一些人前行。当然，对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它可能是继续有效的，比如杜怡；对于隔膜于那个时代的人，则可能是无效的，比如章朗。在圣诞节的夜晚杜怡与章朗初次亲密之后，问他是什么日子？并自己回答：是苏联解体的日子。章朗只有茫然，那对于他具有隔世的意味。杜怡在退潮之后的失神与散淡，说明她已经神游于他永远抵达不了的地方。缺乏了过去的共同精神基因，延伸到现在与将来，亦是茫然。所以，虽然他们的身体已走到一起，但那不是爱。杜怡对夏小松的爱情，不可能发生在章朗身上，因为，她对章朗坦陈：他不像你，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其实，杜怡也进入不了章朗的精神世界。同样地，钟求是能够进入夏小松和杜怡的精神世界，却进入不了章朗的精神世界，对于章朗的把握，他也是游离的。
杜怡与夏小松走到一起的最初媒介，可以说是一首歌：《氧气》。虽然两人对这首歌的理解并不一致，杜怡说，你听到的是身体的做爱，我听到的是精神的挣扎。《氧气》也是《等待呼吸》中的另一重要精神符号，它狂野又颓靡，激荡又自我放逐，是爱欲与死亡的强烈呼应，是快感与痛感的极致交合。行为艺术家玛丽娜和乌雷1978年的行为艺术作品《吸呼》，就是两人将嘴巴对在一起，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气体，直到17分钟后各自肺里充满了二氧化碳，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即便在激情与爱欲之中，也是在“吸取”彼此的二氧化碳，所以它必然包含着毁灭。爱与死的紧密呼吸，就是二氧化碳达到令人缺氧的程度，这同时是生命激情以及对生命激情的扼制，人渴望沉溺于激情，又需要从激情的水面挣扎出头，大口呼吸。这就是糅合于《氧气》这首歌中的含混复杂又毋庸置疑的感性讯息。钟求是选择用理性来表达对这首歌的感受，他说，“这是一首关于精神如何挣扎着向上的歌。”它曾经支撑他度过移居杭州后一段不适的日子，在写作《等待呼吸》的杭州这一段时，又回到他心里，仿佛能把他要表达的东西唱出来。听这首歌，人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本能地会产生伸长脖子狠狠吸一口氧气的冲动。人的精神同样需要呼吸，“等待呼吸”，说明在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氧气》和《等待呼吸》是对应的，是压抑与渴望的搏斗。等待呼吸，必然源自某种窒息，这也许说出了某种共感，因而也是一种共同的等待，一种对于压抑的集体反拨。
钟求是说：“无论是夏小松为了信仰往前寻找，还是杜怡的精神下滑和自我救赎，其过程遍布着坎坷和挣脱，他们的呼吸并不顺畅。他们像是在水中潜游了一些时间，然后蹿出水面用嘴巴去接收一大口痛快的氧气。”正是这种“筋疲力尽去迎接氧气的感觉”，打通了《氧气》与《等待呼吸》的内在精神诉求。当《等待呼吸》写作到压抑中突围的阶段，钟求是需要一首放肆且有穿透力的歌，于是他找到了《氧气》。
杜怡为什么执着于过去而对当下无感或不满足？我想是一种失重。在经历了一段有重力的历史、一个有分量的人之后，庸常的人生便感觉失重了。她类似强迫症的缅怀，其实正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重量，使自己免于漂浮。她怀念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她渴望用理想主义价值之光，去照亮无序社会现实的黯淡。不管信仰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只要不是丑恶的，那么，对于信仰的需要，就是某一类人天然的向光性。信仰赋予夏小松神性的光辉，夏小松身上是有光的；而杜怡是能够感受光的，她青春时代的精神胶片，一直在感光，那是夏小松理想的折光。有所坚守的人是迷人的，夏小松以一种类似强力意志的精神力量使杜怡欲罢不能。钟求是写作《等待呼吸》，也是循着青春岁月的那一束亮光而去的。
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偏见，我认为《等待呼吸》中，与夏小松有关的，都具有经典气质，与夏小松有关的一切，写得更出色。王安忆的《乌托邦诗篇》，也是为夏小松这一精神族类的典型人物立传，王安忆写道：“我心里充满了古典式的激情，我毫不觉得这是落伍，毫不难为情，我晓得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我想，我终于明白了我那朋友找寻的那条河的含义，那河就是他血管里流淌的东西，那河就是他血管里流淌的源源不断的东西。”夏小松正是这种“古典”的人，而钟求是也正是要向这种“古典式的激情”致敬。每一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珍重的某种精神，《资本论》之于夏小松是一个符号，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人格的符号，更具有形而上的灵魂的象征意义。杜怡与夏小松在一起时，对于《资本论》并无兴趣，反而是在夏小松消逝之后，《资本论》作为夏小松的象征符号深深吸引了她，她请郑教授讲解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旨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小说用了几页的篇幅来记述讲解的内容，这是一次补课，也是一个青春巡礼，她是在以这种方式再次走近夏小松。她把自己的五页听讲笔记烧给了夏小松，相当于把他走后的历史告诉了他。她渴望与他同行，她感到与他同行的自己灵魂是饱满的。当她怀了章朗的孩子，还会把读《资本论》给肚子里的孩子听当作一种享受。《资本论》既是夏小松的精神符号，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内在联结。在一切过度趋于灵活变通的当下，这种坚执令人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气质，是认真，是端庄，是执着。在倦怠的时节看到有人还在认真地追求着什么，总是一种鼓舞，也把人往人间正道上拉回了一点。
夏小松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是“60后”的心灵履历的钤印，是一种对抗疲软的精神质地。他浓缩着一代人灵魂的重量和悲情的理想，也承载着钟求是绝不退让的理想情怀的最后一席之地。他说，“经历了那么多，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油腻、狡猾的时候，但不管怎样，我们内心总还残留着一些理想的东西……”“……内心总还是想保留那些干净的东西，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和当时的精神向往。”他以如此精神站位来写作《等待呼吸》，其实是令人担心的，然而，他从信仰的高度出发，以来自灵魂的元气，把这种精神支撑到底了，无论对于个体人格还是小说内蕴，都是一种优异的完成。
作者李美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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