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1-27 10:20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媒体发声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期间的报道利用了融媒体技术，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多样化报道，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疫情期间，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共同发声，承担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主流媒体通过慢直播、短视频、H5等方式进行报道，既保证了信息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又使报道更富“人情味”、更具“吸引力”；疫情期间许多自媒体也生产了大量的优质内容，为抗疫行动发声助力。疫情报道中也存在一些失范现象：疫情初期媒体失声、侵扰悲痛、煽情等问题。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媒体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加强舆论引导、舆情监测，在报道感染力与伦理尺度之间寻求平衡，并通过发挥媒体的教育功能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报道；失范；治理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的灾难报道在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灾难中稳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国家话语权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理念的进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不尽人意的失范现象，总结特点，反思问题，思考对策，对于今后更好地提升灾难报道水平，更好发挥媒体在化解风险、应对灾难中的积极作用大有裨益。
一、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报道中的特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流媒体、自媒体以及公众的社交媒体平台账号都做出了各类灾难报道。主流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遵循了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结合新媒体平台及时传递信息，并借助新颖的报道手段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对公众做出了积极的舆论引导；新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渠道，许多自媒体在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社会责任放在了第一位，利用自身专业领域的知识解读疫情，在公众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一）主流媒体担当社会责任
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在疫情报道中，媒体真正做到了“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将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以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新闻传播规律以保证科学性。
2020 年1 月20 日，钟南山院士在《新闻1+1》节目中确认新冠肺炎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2020年1 月23 日武汉发布封城通告，全国各地开始落实隔离防疫措施。防疫措施与社会情绪问题息息相关，空间阻隔致使了疫情心态的网络化，居家隔离的民众更加依赖新闻媒体去了解疫情发展动向，缓解心理焦虑，这就需要通过制度支持、信息透明、挖掘传统力量等措施重塑社会秩序[1]。
主流媒体在疫情报道中掌握更多权威信源与更高的平台，占有公共财产与资源也意味着媒体负有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措施的实施，公众的主要信息都来源于电视、网络，主流媒体利用资源优势精准报道、粉碎谣言、引导舆论，通过迅速发布信息，帮助公众实时了解疫情变化，通过对于权威信息的专业化解读，使公众对疫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起到了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此次疫情中，媒体应对突发公共灾害事件能力有显著的提升，在确定病毒人传人后，媒体立即配合政府宣传防疫政策，保证了信息的真实、透明，维护了报道的客观公正，同时维护了政府与媒体自身的公信力，有效引导公众配合政策的线下落实，也有利于后续的舆论引导。
人文关怀是社会责任的初心，媒体报道应当坚守道德尺度——做到以人为本，展现人文关怀等精神[2]。例如此次疫情中的人物报道，以医护人员为主，这些报道具有较强的心理接近性，通过刻画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物形象，起到了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的作用；对受灾群众的报道，也能够体现人性的美善，通过报道医疗环境、疫情严重地区的群众生活，帮助公众看到真实的抗疫第一线，体现疫情中人们共克时艰的人性光辉，构筑社会的凝聚力，同时也通过报道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地区人民所遇到的困难，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二）主流媒体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报道形式
迅速发布真实、准确的信息是媒体的首要职责。主流媒体通过结合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报道与受众互动，及时获得反馈，进一步增强了报道的时效性。例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通过微信公众号与微博账号发布疫情的最新情况，包括确诊病例、政策与新的防疫措施、防控进展等信息，更便捷有效地实现了传播的提供信息功能，使受众能够及时应对疫情变化，加之议程设置的善用，起到了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
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中不乏一些结合新媒体技术的新颖的报道方式。慢直播作为一种新颖的报道形式，在疫情报道中起到了重要的正向作用，例如建立雷神山、火神山的过程全程面向公众直播，营造了“在场感”与“陪伴感”，对于公众来说是一种新鲜有趣的报道形式，网民在云监工的同时为工作车辆起了例如“呕泥酱”、“小小黄”一类的名字，与流行文化结合，满足了公众的心理需求，使公众获得了参与感，构建了共同的社会记忆，同时也是对“中国速度”的正向宣传，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调节了人们紧张的情绪。
新媒体技术为报道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隔离措施的施行，公众更加依赖网络媒体，媒体借助新媒体平台，及时向公众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并通过建设性新闻一类的报道对舆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媒体的报道可以采用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内容，通过新媒体账号与受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一方面这类平台本身更贴近大众生活，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通过短视频传递信息，竖屏拍摄、移动端播放的形式，能使受众更便捷的收看，同时受众间又可以在平台内产生社交行为，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这类平台也为普通受众提供了发声渠道，能够及时通过这些平台进行舆情的检测与引导，通过用户生产内容与支持、培养意见领袖，也能够起到正向的舆论引导作用。
疫情期间媒体报道中包括大量“建设性新闻”，建设性新闻发端于“公共新闻”，建设性新闻的关键特征主要有：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3]。建设性新闻具有积极的基调，但又不失新闻自身的核心功能，例如疫情期间对医务人员的人物报道，通过刻画人物形象，塑造了“平凡而伟大”的医务人员形象，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鼓舞，起到了正向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没有刻意回避负面信息，而是将积极的态度蕴含在客观的事实中。2020 年4 月8 日武汉解封，《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以“今天，发条微信一起点亮武汉”为题推送了九张图片，每张图片都是灰色的，轻点一下就会变成彩色，同时图片上会出现“武汉，XXX（地名）”的字样和图片所展示的地标性建筑名称，象征着黑暗后的光明，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同时传递了武汉解封的信息，相比于传统较为刻板的文字报道，更具有振奋人心、令人感动的力量。
疫情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情绪，恐慌情绪的蔓延导致网络谣言流传，针对这些谣言，一方面主流媒体联合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辟谣平台。另一方面一些如丁香医生、腾讯“较真”查证平台等垂直类专业机构媒体和辟谣平台也针对新出现的谣言进行辟谣工作，在了解专业知识后受众情绪会更加稳定，同时不会轻易相信谣言。
二、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报道的失范表现
总体来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灾难报道是成功的，凝聚了全国人民团结抗疫的力量，而且也为塑造国家形象、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发扬，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瑕疵。
（一）灾难初期发声不及时，忽视知情权
媒体是记录者，也是瞭望者；是灾难治理的参与者，也是社会风险的预警者。风险预警为保障受众知情权与防止灾情加重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在灾难报道中，保证受众知情权是重视受众生命安全的表现。首例病例确诊后，武汉政府对疫情进行了通告，保证了受众的知情权，但地方媒体对疫情没有充分认识和报道，使疫情并未受到受众群体的重视，忽视了受众的生命安全问题，同时由于病毒具有传染性，媒体缺位失声成为了疫情大范围爆发的原因之一。
2019 年12 月30 日，武汉一位护士出现了病毒的轻微感染，12 月31日武汉市政府即对此做出第一次通告，但随后的相关报道始终认定未发现人传人现象、病毒致病性较弱，致使受众放松警惕，病毒相关议程未进入受众相关议程中，武汉地方媒体继续报道了武汉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活动和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活动这一类大型聚集活动，选择避免大篇幅报道疫情相关负面消息，虽然是出于避免引起恐慌的考虑，但引起了受众的偏差性解读，使受众对疫情完全没有防范，是造成疫情大范围爆发的重要原因。疫情爆发后，受众溯源发现武汉地方媒体不仅没有着重报道疫情，反而报道了加剧疫情传播的集会活动，激起了情绪化的舆论，导致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下降。由此可见，对于潜在的灾难，不仅要保证受众的知情权，更要确保引起受众的重视，这就需要媒体报道把握“引起重视”与“引起恐慌”的平衡，保证灾情不被忽视的同时不引起恐慌。
除风险预警外，疫情爆发后的信息透明化也是保证受众知情权的重要途经。灾难报道中的信息透明表达了对受众生命安全的重视，也能有效避免受众出现非理性情绪。2020 年1 月15 日武汉卫健委发布肺炎疫情知识问答，表明现有调查并未发现有明确人传人证据，但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1 月20日钟南山解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定存在人传人。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本来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情绪性，加之疫情期间群体本身具有的冲动与情绪化的特点，确定人传人后，信息的不对称和新增病例的增长引起了恐慌、质疑与愤怒情绪，其中也包括对湖北政府不作为、信息不透明的指责，武汉封城时议论与恐慌更是达到顶峰。
（二）侵扰悲痛
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给新闻报道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让新闻报道更好、更便捷地服务公众，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媒体时代灾难报道往往具有侵扰性，在新媒体时代，这种侵扰逐渐转化为舆论所带来的侵扰。
传统媒体报道灾难时，有些媒体会使用欺骗、强制性采访等手段，强行打开被访者痛苦记忆，同时报道内容失实、报道风格冷漠轻佻以及图片文字过度刺激都会造成对被访者的悲痛侵扰。媒体报道应避免侵扰悲痛或对亲属的二次伤害，保证受访人知情同意，告诉被采访者他们的权利，并且不应做报丧者，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伦理素养，在新闻中具备批判性思维，避免报道的伦理失范，尽力做到报道的求真、求善。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完全是“天灾”一类的不可抗灾难，且影响范围较广，因而媒体对死亡、患病的个例报道较少，以积极的报道和建设性新闻为主，疫情中的患病个案主要由个人在求救帖或自身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较为典型的一个媒体报道个案是李文亮医生的死讯，向公众报道对李文亮医生的哀悼之情并发布对此前涉及李文亮医生的问题进行调查的信息是合理的，但这一报道引爆了社交媒体中的愤怒与哀悼舆论，公众开始借此事宣泄积压已久的情绪，还出现伪造的李文亮妻子求助信息等虚假内容，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也一时间充满了大量的留言，李文亮医生妻子的朋友圈也受到了曝光，显然对其造成了侵扰，但这种侵扰也并不完全由媒体造成，而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共同发声造成的舆论侵扰。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乎公众的生命问题，媒体报道中存在一些失范现象，但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平台赋予了公众发声的权力，传播呈“去中心化”态势，传播过程较为复杂，因此伦理失范现象不完全出现于传统媒体报道，同时出现于网络舆论与自媒体报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灾难报道所带来的侵扰性不完全源于媒体报道，更多是源于受众自身，而这类内容由于由受众本人提供，基本不具备侵扰性，病患及亲属受到的二次伤害往往来自于不理性言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征，社交媒体平台为普通群众提供了发声渠道，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部分受疫情影响的患病个案都是通过参与式新闻进入受众的视线，即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例如口罩紧缺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爷用橙子皮做口罩图、各类求救帖以及对疫情防控实情的披露等。社交媒体存在较强的互动性，加上新闻内容的诉诸情感，很容易引发受众的非理性情绪，但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死亡或患病案例同样会引起恐慌，并会引发对病患家属的二次伤害，“自我披露”实际是避免侵扰悲痛的同时能使有需要的人受到关注的一种方式，自媒体新闻的侵扰性主要源自于网络舆论，例如疫情初期对武汉人的谩骂，武汉作为疫情中心本身就做出了巨大牺牲，许多人失去了亲人但依然要面对诸多谩骂，因而不仅媒体的灾难报道要避免对遇难者及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更要注重舆论导向，避免煽动非理性情绪，对病患及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三、提升灾难报道水平的对策思考
截至2020 年8 月15 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疫情报道”为关键词搜索，可搜到2020年关于疫情报道研究文献984 篇，经过高级筛选得到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关于疫情报道的文献共171 篇。这些文献普遍分析了疫情报道中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说明学界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这也说明媒体在风险治理、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媒体更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提升灾难报道水平。
（一）及时、精准提供信息
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报道应当做到及时发声。及时发声应当没有迟疑地公布准确、真实的信息，以稳定受众情绪，可以通过保证信息来源的透明性保证报道的客观性，但由于时间紧迫，事件的细节与原因并不明晰，因而发声需要谨慎，做到“快报事实、慎讲原因”，以免激起公众的非理性情绪。这需要政府部门与媒体共同作用，政府部门要及时通过其政府网站和新媒体平台账号公布相应信息，严防信息不对称造成“塔西佗效应”失去公信力，在面对疫情时应该有足够应对风险的能力。主流媒体利用其掌握的传统传播渠道及时传递有效信息，在新媒体平台理性引导舆论，通过医护人员等专业领域的网络意见领袖稳定网民情绪，并且要保证各媒体与各政府部门、党委机关的政务媒体平台发声统一口径，保证时间上前后的一致、机构间的一致，以免自相矛盾造成公信力的降低。
除了信息公开，灾难报道中要做到及时辟谣，谣言传播实质上也是源自受众对于疫情本身掌握信息不足，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轻信、传播谣言，建立高效的辟谣平台是谣言治理的关键措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大量的不实信息伴随着恐慌情绪在网络上流传，吃大蒜防病毒、喝酒防病毒、床单自制口罩等看似荒诞但确有人信的不实信息在各类营销号、自媒体上广泛流传，除了科普类谣言，也不乏趁机煽动非理性情绪者。例如湖北红十字会物资分配受到质疑时，微博流传谣言称红十字会某领导曾经是天津大爆炸负责人，出事后不但没受到处分反而继续升迁，但实际并无此事，这些谣言传播迅速、迷惑性强，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对本就脆弱的受众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媒体不能轻易发布包含未经证实的信息的报道。再如“双黄连”事件，即使报道中标明了“初步发现”，事后又多次紧急更正“抑制不等于治疗”，但依然很难控制事态发展，这类未经完全证实的信息同样会影响媒体公信力。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平台则及时发布本地疫情信息与防控举措，及时科普介绍日常防控知识，利用新媒体平台与公众有效互动，理性对话，政府部门则尽量保证信息透明公开，科学合理地界定保密与公开的界限，及时公布真相、消除误解。
（二）加强舆论引导、舆情监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期的舆论存在非理性趋势，需要理性引导。疫情出现后，信息的不对称和新增病例的增长在网络上引起恐慌、质疑与愤怒情绪，不少人将矛头指向武汉人，在还未确定病毒真正来源时谩骂武汉人，加深了对武汉人乱吃野味的刻板印象与地域歧视，武汉封城时也产生了议论与恐慌。例如大量有关武汉人连夜“逃离”武汉、恶意传播病毒的帖子在网络上传播，激起了更多的非理性情绪，其中也包括对湖北政府不作为、信息不透明的指责。
面对非理性情绪，需要政府与媒体的共同引导。一方面通过信息透明公开，使受众更了解疫情具体情况与相关知识，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严密的舆情检测，针对舆情发展变化做出有效引导，在舆情潜伏期建立预警、升温期防止蔓延、爆炸期平稳态势、平息期重建信任，做到以情动人、以诚感人，有效地设置受众议程。此外，应当注意，舆情进入平息期后依然有重返非理性的可能，需要随时监测，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预案。
参考文献：
[1]刘少杰,陈俊峰,王云飞,夏当英.“疫情防控的社会学思考”笔谈[J].学术界,2020(02):50-67.
[2]张晓斐.灾难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方式探讨[J].新闻研究导,2020,11(09):175-176.
[3] 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胡世明.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9,41(08):135-153.
[4]王军,张爽.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及社交媒体的引用规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06):66-69.
[5]王敏.重大灾难事件中“暖新闻”伦理失范研究——以“新冠”肺炎相关报道为例[J].今传媒,2020,28(05):16-18.
[6]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12-15.
作者夏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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