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

分类：论文范文发表时间：2020-12-11 08:57

　　［摘　要］苇岸是中国最彻底的梭罗主义者。在自然和乡村风景急速消失，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苇岸继承了梭罗自然文学的文明批判精神。但与美国自然文学以荒野作为文明批判的武器有所不同的是，苇岸特别重视乡村的意义。他的写作确认了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文学价值，这使其既有别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土文学传统，又不同于当前沉溺于表现乡村治理失序和经济崩溃的挽歌悲调。自然和乡土的结合，激活了乡土文学潜在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力。

　　［关键词］苇岸；梭罗；自然文学；生态主义；乡土中国

　　1999年初，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辽宁文学院授课时谈道：“在二〇二〇年左右，在中国应该出现的文学大师当中，应当包括苇岸，如果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始终在文体和诗意上努力，始终怀有对大地的饱满的爱。”①但同年5月19日，苇岸便因肺癌离世，年仅39岁。命运扼杀了这位年轻的朝圣者，同时终止了他试图塑造乡土中国自然性格的写作探索，他所走的那条乡土自然文学小径也因后继乏人而荒草萋萋。苇岸将梭罗的自然写作与中国的乡土文学结合起来，激活了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潜能，因而他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当前，生态问题和乡村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核心，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文化和文学领域内的生态资源也不断被激活，重新讨论苇岸显得很有必要。①2019年，笔者在苇岸故乡昌平北小营村和水关新村住所作了3次田野考察。在充分调查苇岸写作的自然环境和藏书阅读的前提下，本文试图对苇岸的乡土自然书写作一个整体性的论述。

论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

　　一、梭罗的中国圣徒

　　1993年8月8日，苇岸游走在京西潭柘寺，寺中古树令他十分欢喜：“还有两树也令我感兴趣，标名为‘七叶树’，又为‘梭罗树’，见到此树甚高兴，久寻不得，终于看见，分别在树下照了相。”②“七叶树”又名“娑罗树”，由印地语“sāl”而得名。据传，释迦牟尼涅槃时托身娑罗林下，因此佛陀有“娑罗树王”的称号。③潭柘寺娑罗树为唐代所植，是寺中圣物，笔者实地所见，树牌实际上写的是“娑罗树”，苇岸却偏偏将其写为“梭罗树”，这并非笔误，而是因为他所皈依的不是佛陀而是梭罗。1993年站在“梭罗树”旁的苇岸，与1999年专程前往瓦尔登湖的博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目的相同，都是在他们所热爱的世界已面目全非的当下，自觉接受梭罗的感召，决心“成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④在致朋友的信中，苇岸写道：

　　一张饼吃饱三千人，只能算作小奇迹，现代人的心灵也许并非饿着，而是像河床一样积满了淤泥，梭罗立愿要疏浚人类精神河道里几千年腐臭的垃圾，丝毫不逊色与佛陀立愿将世人度出苦海。思想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当满意的答案。⑤

　　苇岸将梭罗与佛陀和基督⑥并举，将他们都视为圣人，这是极具眼光的判断。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在《梭罗》一书中写道：

　　借用哲学家雅斯贝斯（Carl Jaspers）的话，可以说梭罗是个“楷模”。雅斯贝斯曾用这个词来形容梭罗的四位伟大而久远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佛陀（Buddha）、孔子（Confucius）和耶稣（Jesus），他说到的这几位老师的“历史性和唯一性”，正是梭罗在更小意义上与他们所共有的特性。⑦

　　雅斯贝斯和哈恩认为圣人的序列中应有梭罗，这也正是苇岸对梭罗的看法，因而苇岸与“梭罗树”的合影便有了朝圣的意味。

　　中国读者习惯于把梭罗看作陶渊明一类的隐士，⑧而苇岸则认为梭罗“并非去做‘返归自然’的隐士”，⑨因为梭罗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有着“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①这种品格在商业文明大行其道的时代显得极为重要。苇岸在转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梭罗的评价时，也极看重这种精神。他认为梭罗没有雄心去追逐美国领袖的地位，而是投身自然去当“采黑果队的队长”②（the captainof a huckleberry）。苇岸是在《梭罗集》后所附年表中读到爱默生的上述说法的，③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一说法，足见他对“采黑果队的队长”这一自然桂冠的欣赏。不过，译者将“huckleberry”译为“黑果”，显然是对梭罗不甚熟悉，也未能把握梭罗的独特性。在苇岸生前所藏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中，张爱玲将其译作“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④也不甚佳；而王艳芳译作“美洲越橘党头目”，⑤就非常形象地传达了梭罗“与万物荣辱与共”的品质，应是目前有关梭罗自然形象的最佳译法。“huckleberry”是梭罗很喜欢的野果，他不仅对这种野果作过长久细致的观察，在《瓦尔登湖》和大量自然志（Natural History）写作中都留有很多与其相关的优美文字。⑥梭罗写道：“那位诗人说过，最适合于人类研究的是人。我则说，学会如何忘掉那一切，放眼去看整个宇宙吧，那种说法不过是人类的狂妄和自大……”⑦立足于自然这更为广阔的基础上，梭罗对以人为中心的文化逻辑展开强烈批判。当19世纪的铁路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美国时，梭罗却说：“越橘减少也是我们为修铁路付出的代价之一。”⑧从这个意义上看，梭罗“美洲越橘党头目”的形象，在生态危机已成为时代核心议题的当前，越来越具有楷模意义。

　　其实，爱默生认为梭罗缺乏抱负，语含微讽地称其为“美洲越橘党头目”，而苇岸却就此与梭罗产生了共鸣。在《人道主义的僭妄》一文中，苇岸试图清理现代文明阴暗面的思想根源，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展开激烈批判，因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源是认为“自然界的面貌都是上帝为了特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⑨梭罗与苇岸都投身于自然，从对自然的认识与对话中获得另一种美与德行。

　　梭罗对北美越橘的情感为他争取了“美洲越橘党头目”这顶自然桂冠，同样，华北田野上的胡蜂也成为苇岸的自然桂冠，因为苇岸把胡蜂视为自己的“家徽”，是神的奖励。⑩在时间不长、产量有限的创作生涯里，苇岸的写作基本上是围绕北京乡野地区的自然风物展开的，特别突出的便是大量关于蜂的文字，它们分散在散文、日记、书信等各种作品中。苇岸对熊蜂、蜜蜂、采蜜人、捣毁蜂巢者等都作过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尤其是两篇《我的邻居胡蜂》代表了他“大地上的事情”系列的最高水准。这些精彩的文字后来也最为评论者所称道‍‌‍‍‌‍‌‍‍‍‌‍‍‌‍‍‍‌‍‍‌‍‍‍‌‍‍‍‍‌‍‌‍‌‍‌‍‍‌‍‍‍‍‍‍‍‍‍‌‍‍‌‍‍‌‍‌‍‌‍。即便在苇岸逝去20余年后，他的书房窗外右上角处仍垂着被其视为“家徽”的胡蜂窠巢。鲍尔吉·原野十分钦佩苇岸的散文，誉之为“梭罗二世”，①这一称谓恐怕就如将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影子”一样。但苇岸却说：“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②在相同的意义上，苇岸会更愿意给梭罗冠以“美洲越橘党头目”这一称誉，而作为一个细心的胡蜂观察者，苇岸本人应被视为“华北胡蜂党头目”，因为自然才是从心灵和思想上将苇岸与梭罗契合起来的关键。

　　二、捍卫自然与文明批判

　　梭罗时代的美国已沦为“一个不顾廉耻的、新的、富于创造性的、瞬息即变的社会”，田园美景和安逸闲暇已荡然无存，铁路也从瓦尔登湖旁驶过，③自然的消失成为他关注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商业化与工业文明全面崛起的1990年代，苇岸的故乡北小营村也遭遇瓦尔登湖同样的历史命运。1988年春，作为“八五”计划重点项目的北京水泥厂选址昌平北小营村，消息传开之后，当地农民普遍欢迎工业文明的降临，④而苇岸却写道：

　　我的家乡就要遭受一场劫难，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我震动，我感到悲哀。在村子的东北面，在家乡田园景色最典型的那个地方，将建起一座大型水泥厂，他像死神就要做村子的邻居。令我时时向往的家乡，我的灵魂萦绕的地方将不复存在。⑤

　　苇岸称北小营村是“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⑥因为它保有华北地区悠久农业文明最典型的乡土景观。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苇岸生前的北小营村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村落，村舍群聚中央，四围都是田地，可耕面积千余亩，旱地凿井灌溉，泉井出水如注；村北为麦地，坦坦平原直抵燕山；村西水流汇入人工湖，湖东有牧场；村东有东河，与南边的四家庄河合流，汇入南部广阔的水域；村南广种水稻，近水处芦苇遍生，水中可拾田螺，近旁广植桑树，葚果肥美，最为儿童喜欢。苇岸逝世前后，村庄正处于翻天覆地大变动的前夜，先是北京水泥厂于村东北建成，旋即南部水田为吉利大学建校使用，大批外来人口、商店纷至沓来。1980年该村共有村民1935人，当前已达2960人，外来人口则已过万；且河流全部消失，地下水全面枯竭，村北建有自来水厂以济水需；农地全部非农化，农民以农地补贴和房屋租赁为生。

　　三、书写乡土中国的自然面向

　　《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对苇岸产生过“深刻影响”，④其中写道：“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因为“文明人已经糟蹋了自身久居其上的大部分土地”。⑤这构成苇岸写作的道德动力，也让他与梭罗、斯奈德和利奥波德这些卓越的灵魂一样，提醒人们大自然的衰落。在《鸟的筑巢》一文中，苇岸写道：

　　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式的变迁。⑥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记录自然的消失和进行文明批判，苇岸的创作与美国自然文学却有着不小的区别。自然虽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批判性资源，但在新旧大陆上的表现却各有侧重：新大陆上的自然常以荒野的面貌出现，而旧大陆的自然主要指向乡村。荒野与文明的对立，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成为新旧大陆现代性批判的不同表现形式，自然的消失相应地也指向荒野的消失与乡村的消失。确认苇岸自然写作的现实意义，就要对二者的区别予以辨析。

　　自然作为美国人独立于前宗主国的精神资源，它使北美辽阔的荒野有了自由的品质，这种观念还促成包括《荒野法案》（Wilderness Act ）在内的一系列自然立法。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在《荒野与美国思想》（Wilderness andthe American Mind）中写道：“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他们曾试图利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⑦梭罗说的“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最常被引述，《漫步》一章开头就写道：

　　四、结语

　　如今，抛撒过苇岸骨灰的麦地已全部消失，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没人听说过苇岸，甚至村委会负责文化和档案的负责人也不曾听说过这位作家，留存记忆的仅有少数几位老人，而且基本上都是苇岸的同学。而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辈中，也少有知道或阅读过苇岸作品的人，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致力于成为“人类增光者”的苇岸。梭罗逝世后，爱默生将“美洲越橘党头目”的桂冠赠予他，并惋惜美国失去一个伟大的国民，爱默生的话同样适合用来形容作为“华北胡蜂党头目”的苇岸对于中国的意义：

　　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了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没有做完就离开了，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侪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

　　作者邓小燕

论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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