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0-07-23 10:49
摘要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 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1)小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 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1)队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x)5—2l】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LD区域生态 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一上升一下降一上升”四个阶段。0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一低值集聚。④通过空 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觞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 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 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晌．“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矿福利门槛”的假设在 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 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超效率1)EA；空间溢出效应；福利门槛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最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表 述，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阶段迈进。传 统基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褐色经济发展模式逐渐 转向集约化、效率化、绿色化的深绿色发展模式转变。自 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 发展的定义，再到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倡导的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在2015年9 月联合国通过的2016_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中心议题。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根本目 的在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提出，此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 谐以及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对发展提出了深层次的要求。 在过去以纯粹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而忽视自然资源环境 约束的发展模式受到诸多批判。“福利门槛”认为经济增 长与社会福利之间并非一直趋于正向关系，当经济增长达 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并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反而 表现出抑制作用¨。1。“幸福悖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财 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的命题提出质疑旧1。 DalyHl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规模没有超越生态环 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当前以增长为 中心原则的数量性发展观进行清理，建立以福利为中心原 则的质量性发展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的福利， GDP表现出来的作用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1，仅用 GDP衡量发展存在诸多弊端。生态福利绩效衡量的是单 位自然资源投入或生态投入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价值，该理 念建立在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分析观点之下， 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能突破传统GDP衡 量人类生活质量的局限。相比于生态效率以最小资源投 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发展模式，生态 效率观依旧未能脱离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变革需求，停留 在浅绿色发展的思想浪潮之中。在当前大力提倡绿色发 展，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大背景之下，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新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从浅绿色发展向 深绿色发展‘61、“多纳圈”…的内层向中间层迈进以及“C 模式”…跨越的重要途径。以生态福利观取代传统经济增 长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增长认识上更加关注资源的配 置以及效率，忽视增长的最大规模问题，将生态环境与经 济发展两者之间割裂开来，这与生态经济学的经济系统是 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观念存在极大的差异。DalyHl指出 经济系统是有限自然生态系统(环境)的一个子系统，而 不是抽象的交换价值的孤立循环，不受物质平衡、熵和边 界的限制。经济增长存在最大规模的限制，人类已经从人 造资本相对稀缺的“空的世界”向自然资本成为限制性因 素的“满的世界”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衡量各国可持 续发展水平时可以通过测算单位自然资源消耗(生态投 入)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水平来做出评价，这就是生态福利 绩效思想的起源，跟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观截然不 同。但是，Daly只是用服务量与吞吐量的比值来衡量这种 大小，其中服务量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用或福利水 平，吞吐量是经济系统运行所消耗的低熵自然资源以及向 环境排放的高熵废弃物，在实践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 指标一o。国内学者诸大建¨叫吸取了Daly的思想并首次提 出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生态资源消耗转化为 社会福利水平的效率。
2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2．1超效率DEA模型
绩效或效率研究主要有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 析方法(DEA)。DEA方法由于无需事先对生产函数进行 假定，避免使用参数估计带来的误差等优越性而成为主要 的测度方法。ch姗es等‘圳最早提出DEA方法，解决了距 离函数的度量问题并广泛应用于生产率的研究之中，但其 基于径向或角度的测度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径向要求 投入或产出同比例缩小或扩大，而基于角度只能考虑投入 或产出的一个方面，不能同时兼顾两者，对于投入冗余或 产出的不足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导致效率测算的偏倚。 T0neⅢ1充分考虑这些不足之处，提出了基于非径向非角 度并引入松弛变量的SBM模型，相比于传统DEA模型已 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对于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无法 进行排序，因此，Tone∽1进一步提出了超效率SBM模型 (super-SBM)。本文将参照此模型，同时将环境污染作为 非期望产出引入模型之中。
2．2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DEA在进行效率测度时需要明确投入与产出变量， 根据科学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的原则，参考龙亮军、诸大 建等一。1叫指标选取的方法，投入指标以资源消耗指标表 示，分别以各省份人均用水量、人均建成区面积和人均消 耗标准煤度量。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 望产出的选取主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通用的人类发 展指数(HDI)指标选取方法，以各省份平均预期寿命、平 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DP水平来测度。非期望产出主要 是环境污染中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以具有代表性 的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SO：排放量以及人均工业固体废 弃物产生量表示。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05—2016年30省份 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采用MAxDEA PR0 6．18得 出具体的测度结果及其动态变化(由于篇幅限制，测度结 果并未给出)。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在省域层面上，北 京、天津、海南生态福利绩效处于前列，平均达到1．04l、 1．003和1．012，辽宁、青海和宁夏则为0．50l、O．426和 O．302，居于下游水平。沿海城市上海、浙江、福建以及中 部城市河南、江西、湖南处于中上水平。处于高水平的省 份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先进技术的积极 引进以及教育、医疗体制的更加完善。低生态福利绩效省 份可以归结为产业结构落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自然 资源的极大损耗并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教育、医 疗的缺乏也是其中的诱因。从区域差异上看，生态福利绩 效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见图1)。 东部地区充分依靠沿海的天然地理优势，吸取外商投资并 接触最前沿技术，引发经济、教育、健康医疗的累积效应。 此外，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逐 渐向中西部转移，对中西部省份造成生态环境的压力，而 中西部在缩小经济差距的追赶中容易形成低资源利用效 率、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怪圈。从时间变动上来看，生态福 利绩效水平经过“下降一上升一下降一上升”的发展阶 段。在初期阶段，高水平生态福利绩效与低生态投入、低 环境污染相关；随着资源的不断投入，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先上升之后逐渐下降，短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在中长期阶段，纯粹追逐经济增长忽视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弊端凸显，如人类面临的环境健康、生 活满意度问题。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摸索，2叭4年 之后，各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有上升趋势，经济增长观 向高质量发展观逐渐转变。
3．2空间相关性分析
空间相关性分析是区别传统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的重 要依据，传统模型忽略空间因素会给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 空间相关性首先要确定空间权重问题，本文引入‰k一阶 邻接权重。海南省由于不和任何身份相邻，参照大多数文 献的做法假定海南省与广东省相邻。根据莫兰指数计算公 式获得2005—2016年各省份全局Mo啪’s I值，结果如表 1。从表1中可以看出，历年Moran’s I值在10％显著性水 平下均通过了检验，且平均值在0．2以上，表明各省份生态 福利绩效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生态福利绩效在空间 上并不是随机的，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即高生态福利绩效 地区与周围高生态福利绩效地区集聚在一起，低生态福利 绩效省份被低生态福利绩效省份环绕。各省份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不仅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同时受周围省份生 态福利绩效、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布局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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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时姣 肖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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