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0-01-19 09:29

　　摘 要：从城乡经济联系、城乡经济增长、城乡经济差异三个方面构建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对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时序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中部地区市域、县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借助2016年县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索空间特征的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 1)2001—2016年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呈现波动上升，中部六省发展曲线则不尽相同，河南、江西城乡经济协调曲线走势十分相似，呈现波动上升状态;湖南、安徽城乡经济协调曲线发展趋势异同参半，安徽在2010年之后波幅较大;湖北、山西城乡经济协调曲线在2007年之前波动趋势近乎相反;且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性质为负. 2)就空间特征而言，自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水平总体由核心城市向外围边缘区减弱，且这种规律逐渐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则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其中市域尺度下的显著HH区在湖南省西部有稳定集中分布区，显著LL区在湖北武汉附近有稳定分布区，且集中分布区呈现扩大趋势 . 县域尺度下的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和山西西部，其中湖南西部的面积逐渐减少，显著LL区主要有两个集中分布区，一个是河南中北部，另一个是湖北西部和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形成的连绵区. 3)从空间特征影响因素看，信息化水平、第一产业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现代服务业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零售品市场的扩大有助于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工业化进程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及财政支出的增加对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不明显.

　　关键词：城乡经济协调;演变;分异;影响因素;中部

　　区域发展战略中城乡协调发展一直是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 围绕其概念内涵，学者针对城乡一体化[1-4]、城乡协调[5-7]、城乡统筹[8-12]、城乡融合[13-17]等展开概念辨析，形成了马克思城乡融合理论[13-14]、 “二元”经济理论[18-20]、城乡人口流动理论[21-23]、城乡发展阶段理论[24-26]等思想. 针对城乡收入差别拉大、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我国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思想.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会议均对城乡发展进行了重点部署. 近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进一步指出，这个阶段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可以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通道，对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中部地区承担着“传统农区”的角色，既承受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交错耦合的复杂影响，也经受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巨大冲击，其发展踽踽而行. 自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后，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区域性规划，如全国“两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全国“三化”协调先行先试区(中原经济区)等，2012 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上述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中部地区核心区域的发展. 然而，城乡发展差距在这种非均衡带动模式下是区域扩大还是缩小?因此，本文从分布格局透视中部地区、6个省份单元、88个市域单元、500个县域单元的城乡协调变化规律，对于探究中部地区的城乡互动关系、完善城乡发展战略等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评价理念

　　城乡协调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生态等诸多领域，每一个子领域又涉及众多层面，因此对其全面评价难度较大. 参考覃成林等关于区域经济协调的诠释[35]，本文认为城乡经济协调内涵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城镇与乡村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发展上存在关联互动和正向促进，城镇和乡村的经济持续发展，且经济差异趋于缩的过程. 根据其内涵，以便于观察和定量分析，提出如下三个方面的评价维度：①城乡经济关联. 城镇、乡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是城乡之间存在经济联系，联系越紧密，二者彼此依赖的程度就越强，在经济发展上愈发的“共荣共衰”，因此，就愈要求协调. ②城乡经济增长. 从发展目标看，城镇、乡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各自方面的增长且产生协同效应. 也就说，其协调发展必须促成城镇、乡村产生正向的促进关系，并促使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不断提高. ③城乡经济差异. 适度的城乡差异能产生以城带乡的功效，而差异过大则会导致城乡的竞争乃至对立，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协调，甚至经济发展层出现“断层”，因此，缩小城乡差异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

　　1.2 城乡协调度评价方法

　　根据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与评价维度[36]，分为三个方面来构建城乡协调发展度指数. 首先选取适宜的指标，分别评价城乡联系、城乡增长、城乡差异三方面的状态;其次，城乡联系、城乡增长、城乡差异三个评价标准对于判断城乡协调发展应该同等重要，可运用平均赋权法将所测度的城乡联系、城乡增长、城乡差异值合并成一个反映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用于测度中部城乡协调发展达到的状态，其实测值为z;最后，建立一个可作纵向比较的、稳定的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即城乡协调发展度U. 首先，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来测度城乡经济联系的状态. 计算公式为：

　　2 时序格局的演变分析

　　2.1 中部地区的演化特征

　　本文采用上述所示的城乡经济协调度的运算方法，从中部地区、省级尺度对2001—2016年中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性进行分析，结果见图1 .

　　由图1可知，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度呈现波动趋势，且波动幅度逐渐增大. 其中2002年、 2005年、2008年、2010年、2012年以及2013—2016年，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度处于上升节点或上升状态;而2003—2007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之后的2009年、2011年和2013年的协调度也处于下降节点;波动幅度总体呈现减小趋势. 就城乡经济协调度的影响机制，由图1可知其受城乡关联系数和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影响较大. 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在2002—2004年、2010—2011年、2012—2014年和2015—2016年四个时间段对城乡经济协调度作用较强，且为显著负作用;城乡增长差异系数对城乡经济协调度呈现正向作用，但作用不显著，整个研究时段其曲线走势波动较小. 而城乡增长相关系数趋势平缓，对城乡经济协调度影响不显著，在 2004—2006年、2008—2009年和2010—2011年这三个时段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度发展趋势，且其作用为负.

　　2.2 中部六省的特征对比分析

　　由图2可知，中部六省城乡经济协调度曲线较为复杂，且六条曲线波动趋势不尽相同. 河南省与江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度曲线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小，其中江西省波动幅度更为均匀. 湖北省城乡经济协调度曲线在2002—2006年间呈现近乎为0的平缓走势，在2007年急剧增长随后下降，继而呈现波动性的增长趋势. 山西城乡协调度曲线波动较大，在2002—2004年之间急剧上升，在2006—2008年之间急剧下降， 2008年之后呈现上升趋势，在2013年急剧下降，继而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湖南省城乡经济协调度曲线相对较为简单，在2007年以前几乎趋于0，在2008年急剧增长，随后波动上升. 安徽省与湖南省城乡经济协调曲线发展趋势异同参半，安徽省的城乡协调度曲线在2003年之前呈现趋于0的平缓趋势，在2005年又下降至趋于0，之后在2006—2010年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在2012年和2014年同样是上升状态，在2010—2016年期间，波动幅度较大.

　　3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3.1 空间分类特征

　　根据经济协调协调的空间g值划分标准，可计算出中部地区88个市域单元及500个县域单元的空间分异特征，见图3和图4 . 由市域单元的空间分异特征(图3)可知，2000年和2005年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特征，非协调区、欠协调区、低协调区呈现逐渐增多趋势;而高协调区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非协调区2000年仅有湖北的十堰市;2005年增加到4个，且主要集中在山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高协调区则呈现明显的减少趋势. 2010年和2016年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特征，非协调区、欠协调区、低协调区呈现逐渐减少趋势，2016年非协调区仅有湖北西部的神农架. 高协调区则呈现增多趋势，在2016年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中部及河南北部. 高协调区2000年数量少且分布较为分散;2005年和2010年数量则较少;2016年数量有所有所增加. 欠协调区2010年主要集中在山西、安徽、湖北及湖南省内;2016年主要集聚在山西北部、湖北西部和江西南部. 低协调区一直以来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优势在不断弱化. 由县域单元的空间分异特征(图4)可知，2000年高协调区主要集中在分布在山西东部及河南省内，江西省内分布少许. 低协调区分布在安徽、湖北、湖南及江西省内，欠协调区在安徽省内和湖南西部聚集分布，零散分布在山西西部、湖南西部和江西南部. 非协调区在江西的数量只有一个，此外在山西和湖北有少许分布. 相比较与2000年，2005年高协调区在山西省内的数量明显减少，河南的分布大致不变. 在湖北、河南的中部出现连绵区. 低协调区在安徽省内和湖北的中部聚集，其他省份的数量减少. 欠协调区主要聚集在湖南及山西的西北部，零散分布在江西的南部及安徽省内，但数量较少. 非协调区在江西数量有所增加，在山西和湖南的西北部聚集出现. 2010年高协调区在河南的分布面积有所减小，同时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及江西省内的面积继续扩大，形成高协调区的连绵分布区，低协调区主要聚集在安徽省内及河南外围. 欠协调区在湖南的西部面积继续扩大，此外零星分布在湖南北部. 非协调区主要分布在湖南及江西的南部，数量较少且零散分布. 2016年高协调区在湖北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东部和河南省内聚集分布，在湖北的中南部及湖南的东部出现大片的连绵区. 低协调区在安徽西部及湖南西部成片出现. 欠协调区在江西南部及山西的北部聚集分布. 非协调区则零星分散在山西省内，数量较少.

　　3.2 空间关联类型区分布特征

　　根据ESDA空间分析方法，在Geo-DA软件进行空间关联特征计算，其中邻接方式选择rook，将空间关联类型的显著区(p≤0.05)表征出来，见图5和图6 . 由市域单元的关联类型区分布图(图5)可知，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性以正相关类型为主，即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 2000年，显著HH区集中分布在湖南省内及其相邻的湖北恩施和神农架;显著LL区集中分布在河南、山西临界晋城、长治、济源、新乡、焦作、开封和许昌，其他集中在湖北中部孝感、天门、潜江，且显著LL区少于显著HH区;显著HL区和显著LH区数量较少，分布分散. 2005年显著HH区集中分布在湖南省内，其余在山西的朔州、安徽的淮南、湖北神农架等呈分散分布;显著LL区主要集中在湖北中部武汉市附近，此外还有河南新乡. 2010年显著HH区呈现两个集中分布区，一个集聚在湖南省，一个集聚在山西省;显著LL区则集聚在湖北武汉、天门附近及山西的太原. 显著LL区数量不及显著HH区. 2016年显著HH区集中分布在湖南湘西和山西的朔州及大同地区;显著LH区仅有山西太原和安徽马鞍山;显著HL区分布在山西长治和湖北神农架;显著LL区则与2010年相比，在武汉西部的集聚区有所扩大.

　　4 原因分析

　　4.1 影响因子的选择和变量解释

　　在进行影响因子分析时，常用的回归模型有多元线性回归、空间截面回归、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等多种方法. 基于空间关联分析的结果，考虑到长时间段内数据处理的难度，采取空间截面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研究尺度细化、研究单元个数增多会使得影响因素分析的精确度提升，因此本文选择县域尺度下的500个研究单元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于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定量化分析.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以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政府财力投入的增加、居民素质水平的提升、城乡消费市场的拉动、电子商务业的助推、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等方面选取指标反映. 基于此，选择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三次产业变化的影响，选择农业机械总动力来反映农业现代化进程，选择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来反映政府投入的保障，选择中学生在校学生数来反映居民素质水平，选择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反映消费市场的拉动，选择阿里巴巴发布的电子商务业发展指数反映电子商务业的影响，选择进出口贸易总额来反映开放带动的影响. 为了数据带入计算的方便，将指标名称进行汉语拼音简称表达. 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增加值用YC，第二产业增加值用EC，第三产业增加值用SC，农业机械总动力用JX，公共财政支出用CZ，中学生在校学生数用ZXS，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S，电子商务业发展指数用DS来表示. 而被解释变量依然选择空间协调度所选指标——城乡收入比来表示城乡经济协调情况.

　　4.2 影响因子空间系数回归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SLM)和空间误差(SEM)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县域的各项指标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 .

　　由表2可知，第一产业增加值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善不仅提升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而且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孕育了基础环境，因此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产业增加值虽未通过检验，但均为负值且数值较小，说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 不难理解，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持续带动，工业化进程下的城镇化引领作用明显，这使得城乡之间互动、要素交流不断增强. 但从中部整体的产业演进看，“退二进三”的进程不断加快，可以说，第二产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现实意义不强，使得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乡村的作用不明显，这客观上也导致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较弱.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比第一产业更小，意味着第三产业增加值提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较大. 从第三产业的现实意义看，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念下，城乡协调、产城融合等不断增强，对提升产业活力、扩大就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明显. 可以说，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5 结论

　　本文采用城乡相关系数、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及城乡增长率系数3项指数来测度中部地区、中部六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采用ESDA、系统聚类法等探索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基于2016年截面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探索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等. 在此基础上对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时序特征及影响机制、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部地区城乡经济协调水平自2001年呈现波动发展趋势，且波动幅度也呈现增大趋势. 中部六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特征不尽相同，河南省、江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曲线波动上升;湖南省、安徽省城乡经济协调曲线均呈现先平缓发展，再波动上升，其中安徽省自2010年以来波动幅度较大，而湖南省的曲线相对简单;湖北省、山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曲线在2007年之前近乎相反，湖北省曲线先下降后平缓发展，再波动上升，山西省的波动幅度则较大，自2008年以后呈现波动上升状态. 2)时序发展影响机制方面：2001—2016年中部地区整体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主要受制于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的负向作用和城乡关联系数的正向作用，而城乡增长差异系数影响较小. 六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影响机制为：城乡增长率差异系数作用最强或具主导作用，性质为负;城乡相关系数次之，但作用性质为正;而城乡增长水平差异系数作用最弱，且起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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