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18-03-05 16:37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社会各界政府对于市民的接收程度低，农民工自身认同感低等因素都导致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下面文章对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进行探讨，总结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路径。这也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多方面的支持，促进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加快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社会网络,农民工,市民化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总数在我国总人口数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解决好三农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共同富裕。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大量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他们便成了我们口中所说的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职业由非正规劳动市场的工人转变为正规劳动市场的工人、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综合素质显著提高、意识形态等与市民趋于相同。
蒙慧[1](2015)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一般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由农民到农民工和由农民工到市民这两个阶段。陈菲[2](2008)通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弱势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乡镇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民阶层的分化，这使得一部分农民向农民工的身份转变，而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开始。
范红敏[3](2013)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阐述，分别为职业的市民化、社会身份的市民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市民化，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职业市民化为其他两个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身份市民化是过渡和关键，价值观念市民化是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张晓梅、李秋艳[4](2014)利用“冰山模型”形象地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影响因素，把影响因素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个方面，其中显性因素主要有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隐性因素主要有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及品质等。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强关系主要维持群体及组织内的关系，而弱关系则为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沟通建立了桥梁和纽带。田维绪、罗鑫[5](2014)在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分析得出，新形势下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转变，正在由以地域和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封闭型社会网络向开放型社会网络发展，弱关系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而目前这两种社会网络叠加使得强关系与弱关系共同对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产生作用，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增加。
董金秋、刘爽[6](2014)在做出相关假设并进行研究后认为，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属于社会行动的过程，这种社会行动的过程也是在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支持下他们不仅可以获得自我认同还能够取得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从而实现积极适应社会的过程。对于农民工来说，社会支持是帮助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赵立[7](2014)对浙江省904个样本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心理变化表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也有所差别，这主要是由个体的经济状况、从事职业类别不同等原因引起的，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需要对农民工进行心理调适从而增强其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国家也先后出台文件支持市民化的发展，如2016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为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以及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市民化的发展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李翠英[8](2013)在客观分析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形势后发现，市民化的进程相对缓慢，对市民化的研究一般只是从政策手段方面入手而忽略了制定政策的目标，市民化过程依旧面临着配套制度改革跟不上、城市接纳农民工能力有限等急需解决的问题。蔡丽华、周柏春[9](2016)提出，对于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农民工已经是“离土又离乡”并在大城市立足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事实上他们在城市遭受了很多白眼和不公平的待遇。
黄江泉[10](2011)也提出尽管农民工在职业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相比，他们在付出相同努力的情况下却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长此以往这种得不到满足的需求会使农民工产生被剥夺的感觉，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和团结。在市民化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结构、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市民存在差异，出现了各种认同危机，如身份、文化、制度、心理方面的认同危机，李琳[11](2013)认为这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赵继颖、王永欣、王欢[12](2013)以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并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即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导向作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建立城乡支持体系。刘洪银[13](2012)在分析了国外市民化经验以及我国进行渐进式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后，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以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健全农地产权交易市场、畅通农民工就业通道、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以减少其市民化成本、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的建议。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社会网络方面着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方面的建议。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
(一)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我国城乡居民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都能享受到更多的保障，再加上与农民相比的较高收入水平，他们在生活中免去了许多担忧。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经济收入甚微，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意外情况甚至会亏损。而且农民到城市看病就医的费用也是主要由自身承担。生活中的种种情况都显现出城乡差距的存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做了很多努力，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投入、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等，但是由于我国相关制度等的缺陷，城乡差距问题仍然存在且不可忽略。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可以拓宽农民的眼界、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刺激农民消费
投资、消费、出口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当前，积极采取措施调动消费者消费潜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已经成为我国扩大消费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农民众多，因此农民是消费的重要群体。但是我国现存的制度缺陷对农民工消费潜力的挖掘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缺乏保障的未来收入、昂贵的看病费用以及养老等依旧是农民工不可忽略的问题，加上城镇中企业可能存在的就业歧视如同工不同酬现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收入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工资较低的他们在城市赚钱的同时往往吝于消费，除了每天生活中的必要开销，工资中的绝大部分都会被他们存下以备家中需要。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消费倾向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刺激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健康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识已经固化，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同时并不会完全放弃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很多土地都可能会被闲置，长期处于荒废状态或半荒废状态。土地无人经营使得我国整体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这大大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农民工市民化后农民工身份转变为市民，此时土地流转市场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机制的建立可以大大提高闲置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经营的规模程度。同时，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可以减轻农村管理的压力，减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相应投入，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他们更加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就我国目前社会状况而言，各种社会矛盾的发生、贫富差距的存在等都使得人们在怀疑公平的同时也更加渴望公平。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农民工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并且促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怀疑，社会矛盾会很容易被激化从而威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因此，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打工谋生，城市中优越的生活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广阔的经济前景无不吸引着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高、价值观念与市民差距较小、人生志向更加远大，他们更加渴望能够走向城市、留在城市、融入城市，他们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这种自我意识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我国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为了促进当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出了“1+1+X”模式，即一目标一平台多服务。一目标指的是每年根据上级的规划及工作计划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一平台指的是通过流动人员信息平台的建立对龙湾区居住人口数量进行监测并按季度撰写通报，从而为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多服务指的是为农民工提高多种服务如就业培训、积分落户、住房保障、办企优惠、权益保护等等。在该模式下，龙湾区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近年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呈上升趋势，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乡村就业人员数量，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更多的农民愿意到城市务工，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也逐渐向除了以地缘血缘为主的社会网络向其他社会群体扩展。根据常住人口统计，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7.3%;根据户籍人口统计，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1.2%。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主要由于城镇中存在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实际上并未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人社部也指出，我国农民工已经超过2.8亿，2017年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由于制度、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社会各界的接纳程度较低
1.政府我国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民工群体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相关法律规定，选举权的行使必须是在户籍所在地。因此，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不为农民工行使选举权提供条件。农民工长期在外打工，如果回到家乡行使选举权会产生较高的成本，这就使得政治权利意识本就薄弱的农民工放弃了行使选举权的权利。
即使农民工回到家乡参加了选举，由于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而对家乡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其也未必能够有效地行使选举权。事实上，农民工的选举权得不到有效的行使也反映出农民工政治权利被边缘化的现象。在处理纠纷等问题时，输入地政府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歧视。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纠纷中，不论谁应该为问题负责任，相关部门也会因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较低而维护市民的利益;在处理农民工之间的纠纷时，相关部门会利用农民工对相关知识的缺乏而草率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农民工会对政府丧失信心，严重的还会对社会进行打击报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2.用工企业一般情况下，有着相似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应该得到相似水平的工作。虽然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比市民群体低，但是在农民工中也存在着少数受教育水平较高者，同样在市民中也有少数人文化水平较低。由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等原因，许多待遇好又体面的工作都被城市居民所占据，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一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收入水平低，这也是一种就业歧视，很大程度上会挫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积极性。
而且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在私营企业工作，这些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不会为农民工提供安全措施，农民工工作危险程度很大，每年农民工因打工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调查显示，2014年只有38%的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大多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保护。这在表明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的同时也说明了用工企业对外来农民工的不重视。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变得很艰难，有时甚至不如在家务农打工的生活条件好，这也会使农民工对自己进城的选择产生怀疑。同时，进城的农民工大多从事相同种类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讲只是农民的另一种聚集形式，农民的主要交流对象还是和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其他农民，这对于农民工扩大社会网络是不利的。
3.传播媒介如今社会的各种传播媒介在报道发布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时也在无形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除了少数专业的农业网站、农业频道等关注农业相关问题，大多数的社会新闻、电视节目等最关注的问题还是与市民密切相关的。市民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知道如何取得关注，他们的诉求也更容易被关注并及时解决。相比之下，农民工在城市还没有完全适应，更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即使农民工找到了表达诉求的方法，但是在市民眼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农民工的诉求自然不会引起应有的重视。
4.市民群体虽然农民工一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如今的和谐社会更多的人接受了农民工的存在，但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于社会中似乎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等级。城市市民享受着农民工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却不承认农民工应该享受的权益，认为自己所享受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对农民工依旧抱有一种歧视的态度，小部分农民工的不良行为更是加剧了这种歧视程度，有些市民甚至认为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与农民工有很大关系。我国制度中存在的缺陷、用工企业的歧视、传播媒介的“一边倒”以及城镇居民的偏见与歧视等社会各界的不接纳、压制和排挤使得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的交流出现问题，在客观上农民工很难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二)农民工自身心理认同感低
在大城市中曾出现农民工在地铁上因自己衣服脏而在有空座的情况下选择蹲着、在自动取款机处因自己鞋底脏而选择脱鞋跪地进入的情况，这些现象不仅表现出农民工的自卑心理，也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很低的事实，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他们在原环境下形成的心理状态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步伐和节奏。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接受的教育水平更高了，但是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也造成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降低。同时，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工与市民享受的待遇差别很大，他们虽然人在城市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农村，农民工的主要社交网络还是在自己的家乡，对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感较低。这种较低的心理认同感使农民工在主观上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
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虽然可以与社会中其他群体有所交流从而使弱关系的作用得以加强，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仍然没有摆脱其农村户口的身份，社会交流的主要对象仍是背景相似的其他农民。这种社会网络的局限性挫伤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因此，应从政府、用工企业以及农民工自身等进行多角度分析，为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加快农民工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的步伐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政府角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阻碍，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选举权得不到有效行使等都是由于这一制度。因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在许多方面如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上所享受的待遇与市民有着很大的差别，改革户籍制度势在必行。政府应对在城市中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固定住所的农民工放宽政策，允许其办理城市户口，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同时也要意识到，户籍制度不是单独存在、单独发挥作用的，与户籍制度配套的相关制度也需要进行改革，如对户口有特殊要求的社会保障及农民工子女入学方面的规定。
在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上，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应努力为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提供良好的环境，帮助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准备;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也应定期对输入的农民工进行集中培训，不仅要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还要帮助他们了解能够维护自身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也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农民工由于子女在城市上学成本高、升学考试需要回到家乡参加以及没有时间照看子女等原因而选择把子女留在家乡由年迈的父母照看，这就出现了我国的留守儿童问题。输入地政府应该通过为长期固定在本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办理长期居住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号召社会各界筹集资金建立农民工子女寄宿学校等方法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提供便利，与此同时也可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2017年3月，合肥市政府第83次常务会通过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于进城务工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实施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普遍开放的政策，消除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障碍和不公，同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要积极落实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进行中考、高考的相关政策。为了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看法，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传播媒介都应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对市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市民多多了解农民工的优点，让市民尊重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多与农民工交流，努力使社会上形成城乡一家亲的和谐氛围。
(二)用工企业角度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水平较高。也正是因为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更需要得到满足。他们渴望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但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常常使他们受挫从而产生情绪上的不满。用工企业应该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位员工，不因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而分配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的工作，真正发挥每一位员工才能的同时也使农民工在工作中多多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扩大社会网络。对于靠体力谋生尤其是从事像高空作业等危险系数高的工作的农民工，用人企业要保障他们的安全，不能为了一点私利而牺牲农民工的生命安全。
在农民工待遇问题上，用工企业应支付农民工与其付出劳动相应的工资，杜绝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成本，如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以及日常出行的交通成本等等，企业应该主动为农民工分担市民化成本，这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一部分烦恼，也可以为本企业吸引更多能够长期为其工作的农民工。
企业也可通过定期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节假日适当发放福利等政策留住农民工，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性。在环境较差的工作地点如建筑工地等，用工企业可以根据条件为农民工安排休息室、娱乐室等，让农民工感受到城市对他们的关怀，为农民工的生活增添一份温暖与乐趣。部分农民工由于长期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很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用工企业应注意观察农民工的心理变化，及时发现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疏导。
首先，用工企业应该积极宣传心理咨询的好处，端正农民工在此方面的态度，使农民工意识到心理疾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及时调整疏导就可以克服。其次，用工企业可以定期邀请专家学者深入企业内部开展相关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从而引导农民工树立信心、健康生活。最后，用工企业可以通过建设企业文化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工作环境，从而促进农民工心理的健康发展。
(三)农民工角度
一个人素质的高低是其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农民工知识和技能的缺乏是其在社会上处于劣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信息化、科技化的当代社会，农民工想要从根本上融入城市必须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抓住一切时间学习，这种自身文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价值追求与市民相契合的过程。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会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知识水平越高则社会适应能力越强，融入城市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
因此，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积极融入城市生活的表现。同时，农民工自己要增强权利意识，做好维权的准备，积极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农民工应该意识到，政治权利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政治权利的行使是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应该有想要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和热情。在维权问题上，云南颁布的服务农民工的16条专项措施中的第16条指出，云南省要使农民工维权的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快立、快调、快审、快结拖欠工资案件，有需要的还会进行挂牌监督。
这项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农民工维权的积极性。农民工不能有效融入城市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心理上没有认同市民这个身份。农民工要积极参加社区等举办的活动，在活动中增进与市民的情感交流、用实际行动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误会，这不仅可以了解城市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还可以获取一些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信息和资源，为自己向市民的转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农民工应该把握机会，积极利用社会现有的资源等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这也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积极性的提高。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市民化进程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
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其身份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在此过程中既要考虑现实条件也不能忽略长远条件和相关制度的建设。就目前情况来看，不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都存在一定的阻碍，如制度的缺乏、用工企业及市民的不重视、农民工自身认同感低等，消除这些阻碍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来说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难题也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社会的难题。
虽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困难重重，但是市民化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用工企业、农民工自身等都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共同努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市民化步伐，积极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各级政府要顺应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趋势，加大力度进行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保驾护航。城镇居民也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农民工，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彻底地接纳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中的一分子。
社会中的各个部门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搭建桥梁。当然，农民工自身也要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增长见识，主动适应城市生活，用实际行动积极改变城镇居民对自己的偏见，实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重大突破。以人为本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原则，目前农民工还属于我国的一大弱势群体并且这个群体还很庞大。想要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目标，就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导向、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社区为桥梁的社会支持体系，促进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蒙慧.政策导向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现状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5，(8):127-129+176.
[2]陈菲.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分析[J].特区经济，2008，(2):158-160.
[3]范红敏.符号互动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基于CGSS2006的统计分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22-27.
[4]张晓梅，李秋艳.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J].学术交流，2014，(1):141-144.
[5]田维绪，罗鑫.社会网络变迁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构建研究———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J].广西社会科学，2014，(10):138-145.
[6]董金秋，刘爽.进城农民工:社会支持与城市融合[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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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国家近年来也多次出台“三农”政策。而农民在生活费用方面的支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本生活消费、水电农资投入、医疗赡养消费、大事消费(买房盖房、婚丧嫁娶)、运输工具及农机具、教育投入、其他消费(保险、休闲、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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