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人教育治理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其现代化转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7-28 11:17

　　摘要：我国成人教育治理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探索引导、集中管治、科学管理向治理现代化转向的历史递嬗，在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工具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但也面临着认识模糊、立法缺位、路径不明等诸多发展困境，亟待实现现代化转向。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成人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当前我国成人教育要实现现代化转向必须在发展目标上由学历补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方式上由扩张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在治理逻辑上由资本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关键词：成人教育治理；历史递嬗；发展困境；现代化转向

　　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升级赋能的必然途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实现“善治”，即不仅仅局限于好的政府治理，而着眼于整个社会好的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成人教育因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差异性、多元化的功能定位，是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人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梳理成人教育自萌芽形成、大力发展、改革与恢复、转型升级四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厘清成人教育的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工具等的历史递嬗，从中分析成人教育治理的历史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系统总结党和在成人教育治理方面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利于促进成人教育更好遵循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发展规律，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回归成人教育发展本质，而且对加快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无统一定论。有学者从利益参与方出发，将成人教育治理视为利益相关方通过制度设计及相互合作，共同管理成人教育事务的过程[2]。也有学者认为成人教育治理是契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范式变革，回应了成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诉求[3]。还有学者关注成人教育“为谁办、怎么办、办什么”的全过程，通过对近年成人教育治理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向进行有效梳理，对成人教育治理的内涵、标准、方式等展开有益探讨[4]。

　　一、成人教育治理的百年发展历程

　　我国的成人教育作为一种随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而诞生的新教育形态，始终契合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根据成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动力需求、政策引导、本质变化等方面的差异，成人教育治理可被划分为萌芽形成、大力发展、改革和恢复、转型升级四个阶段。成人教育治理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集中管治，到改革开放时期逐步科学化，再到现代化转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辉煌和荣光，也有挫败和曲折。总体来说，党和始终坚定地将成人教育视为国民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国民素质全面提高的有益途径，视为社会现代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各个历史阶段都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一）历史递嬗

　　1.萌芽形成阶段（1915—1948年）：探索与引导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的对象普及到全体国民，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底层人民，因此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多以“平民教育”的名称出现。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提出“以人民为主人”的“惟民主义”教育方针；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等倡导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基层的平民学校、平民问字处和读书处发展为影响巨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成人教育的雏形也在共产党人的早期活动中逐渐孕育形成。1917年，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期间，带领学友会创办了工人夜校，并亲自撰写广告说服工友们来学“写信、算账”；1920年冬，李大钊派罗章龙、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这是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先进文化教育的开始；1923年起，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力开办并不断扩充工人补习夜校，专招不识字的工人，专注于识字教育，使工人培训后能认识并能写日常生活所应用的文字，能记账、写信及读浅显的书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常识，进而“引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5]

　　2.大力发展阶段（1949—1966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中管治

　　新成立后，为解决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80%的问题，以及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教育部、政务院、工农业务教育司、扫除文盲办公室，业务教育委员会等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文件（见表1），成人教育得到大力发展。

　　（二）经验启示

　　回顾我国成人教育治理的百年发展历程，每个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都赋予成人教育特殊的历史使命。党和治理成人教育的过程，就是一部成人教育由青涩走向成熟，由摸索走向规范，由集中管治的行政指令走向科学治理的成长过程，凝聚了党和举办成人教育的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

　　二、当前成人教育治理面临的发展困境

　　由于普通高等教育持续扩招，新型教育媒介不断出现，专门职业资格门槛宽松化，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管理力度有所弱化，加上近年来成人教育市场化进程加快，民营资本注入较多，出现了不少以营利为目的机构，成人教育证书“含金量”、办学水平受到质疑，社会公信力不断降低。这些问题使得传统成人教育治理陷入困境，治理质量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一）认识模糊

　　当前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功能定位模糊，缺乏社会回应和关切，教育治理缺乏多元民主参与观念。长期以来，传统成人教育发展高度依赖政府主导，导致受教育者、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弱势群体等重要主体参与度不高，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社会大众很难接触到与成人教育治理相关的内容，对成人教育的功能价值缺乏了解。而学术界对成人教育的内涵也缺乏统一、清晰的界定，如在一些政策文本、学术文献中“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乃至“终身学习”交叉出现，从政府到社会都没有统一清晰的定位和系统解读[21]。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成人教育实践，不同领域的学者在讨论成人教育时如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广大民众也没有意识到成人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成人教育只是一种“学历补偿”。从国际评价来看，《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四）》（以下简称《报告》）中，对的成人教育发展也仅有两个专栏“治理权下放”“老年教育的政策与实践”，[22]。相比前三份报告，我国成人教育发展虽然在国际上走过了从沉默到发声再到分享的过程，但与北美、西欧一些成人教育成熟的“领跑”姿态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二）立法缺位

　　法治是成人教育善治的重要衡量指标。没有法治便无善治，也就没有治理的现代化[23]。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治理的法治化程度较低，缺乏制度参考和追责机制，不仅在《报告》中被甚少提及，在现实中面临严峻考验。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治理立法缺失，治理主体参与成人教育治理的激励、奖惩、监测等制度保障都不够健全，全社会对成人教育的法治文化认同尚未形成，成人教育公平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反观其他，不少都已出台了成人教育相关法律文件，如英国在1924年颁布《成人教育章程》；美国在1946年颁布《乔治巴登法案》，1966年颁布《成人教育法》；韩国1963年颁布《振兴产业教育及促进产学研合作相关法》；日本1951年颁布《产业教育振兴法》，1990年颁布《终身学习振兴法》；法国1971年颁布《继续职业教育法》；爱沙尼亚2014年批准实施《2020年爱沙尼亚终身学习策略》。而在我国，层面尚未出台成人教育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保障，关于成人教育的管理规定仅作为个别章节在其他法律中偶有提及，如《宪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和四十六条，《残疾人保障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劳动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六十六条和第六十七条，《监狱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教育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也有一些相关条目。由于以上条款零散分布，缺乏对成人教育规范的秩序约束和追责机制，导致我国成人教育的奖励、监督、评估、惩罚缺乏系统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应加快成人教育法治能力建设，及时弥补成人教育治理立法缺位问题。

　　三、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路径

　　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归根到底是成人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新时代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成人教育治理要把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唯物关系，兼顾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这两个传统维度，积极应对现实困境，加快自身振兴与变革。

　　（一）发展目标：由学历补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必须客观回应成人教育发展目标的人本性。罗伯特·赫钦斯（RobertHutchins）提出“学习型社会”，辨明了学习不是为了功利，是要通过学习实现“人生真正价值的解放”[27]。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但当前我国各类成人教育中，学历教育仍占据着较大比重，不管是学界还是广大群众，仍然将成人教育定位于“学历补偿”的单一功能，而忽视发生在工作场所的职业继续教育，发生在社区和日常生活中的公民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我们必须扭转全社会对成人教育的刻板价值认知，厘清成人教育的基本范畴，促进成人教育由满足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需求的学历补偿教育向满足每个人个性和特长发展的终身教育转向，让成年人的学习成为一种基于个人兴趣和选择的行为和时尚，并且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获、学有所得，这也是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发展方式：由扩张型增长

　　转向内涵型增长成人教育治理现代化还须回答好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式问题。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了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成人教育在发展方式上存在典型的物本取向，“发展即增长”的经济决定主义观念大行其道[29]，由此，成人教育机构的办学条件、招生数量、效率效益等被视为治理问题的基石和核心。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30]，标志着我国正式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关注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成为重中之重。2019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出台《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把网络教育入口关、过程关、出口关，规范和加强学生招生、教学、考试、毕业各项工作，落实高校主体责任，加强教育部门行政监管[31]。这一俗称“网教18条”的文件表明了教育部抓继续教育质量的决心，释放了规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再次升级的信号。开放大学对那些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提高程度的质量问题，[32]也选择从质量入手进行突破。2020年1月，《开放大学关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在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中实施“创优提质计划”[33]。这一系列措施文件的出台，彰显了我国成人教育从“管理”到“治理”的根本转变，也标志着成人教育发展方式从扩张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探寻治理之谜：俞可平教授访谈录[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22-29.

　　[2]张睿，杨海，赵蕾.国际视角下的成人教育治理研究[J].成人教育，2017（10）：15-18.

　　[3]李祥.成人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及其理论意蕴[J].继续教育研究，2016（12）：48-51.继续教育94

　　朱江1陈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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