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4-12 09:48
摘要：基于对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反精神医学”历史的考察，本文试图提出反精神医学运动如何影响精神卫生公共性建设的问题。文章结合当时欧美社会民权运动的背景，从“反精神医学”诸种思潮中梳理出其指涉公共性的各个面向，探讨其历史经验与启示。在传统精神医学陷入危机之时，反精神医学的精神卫生观转向以精神病患为主体，其中对“全控机构”的批判和标签论颠覆了传统精神医学的神话，成为“去机构化”意识形态的合力；同时，草根组织的援助改变了被收容者的社会处置方式；巴扎利阿的精神医疗改革则进一步解放了被收容者，其提出的废除精神病院、通过立法保障患者权益的案例，进一步彰显出精神卫生的公共性何以可能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精神卫生的公共性所指涉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精神卫生改革中的公众参与以及争取合法保障精神卫生相关权益的经验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反精神医学去机构化精神卫生／精神医疗公共性巴扎利阿
一、精神卫生的公共性问题
近年，上海市率先进行了精神卫生方面的社会服务改革，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在全市各个社区共建立了２２３家“阳光心园”，由此拉开了本土化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序幕。在西方国家开始掀起精神卫生改革浪潮逾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国内的社区精神康复“去机构化”改革也终于站在了重要的转折关头。一系列“阳光心园”的建立意味着什么？是回归中国传统、重返“家庭看护”（Ｌｉｎ，１９８２），还是深刻反思西方医学模式，真正开始“拯救病人”；是将开启一条本土化“治理病人”之路（吴飞，２００６），还是使被收容者真正回归社会的发端？本文虽然无意就上述问题展开直接的讨论，但是，笔者认为，回溯精神卫生领域掀起改革浪潮的源头———“反精神医学”（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显然是值得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精神卫生的公共性何以可能之问题的思考，尤其就当下而言，伴随着《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与实施，新一轮的精神卫生改革正在加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反精神医学”的谱系进行一番全面的考察，无疑可以对精神卫生的公共性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与经验支持，是一件非常必要且富有意义的事情。
二、“反精神医学”的谱系
（一）少数人群的觉醒与抗争的时代
“反精神医学”运动的产生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是密切相关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在许多欧美国家，包括“精神障碍”在内的障碍者的相关社会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以美国为例，一系列有关障碍者当事人主权问题的社会史研究表明，作为“少数人群（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曾经长期处于备受歧视并被视为理当接受救济之对象的身心障碍者们，也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众多“少数人群”风起云涌的抗争中获得了相应的公民权（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Ｚａｍｅｓ，２０１１：６９）。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将障碍者维权运动纳入由黑人问题、妇女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中予以系统考察时，人们就会发现，在保障障碍者权益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属１９７３年美国废止《职业康复法》后形成的《康复法》（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Ｔ）。该法的第５０４条明确禁止歧视任何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障碍者，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了“从慈善走向公民权”的基本精神，为此后《美国障碍者法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９０）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现代美国障碍者政策的转折点（Ｓｃｏｔｃｈ，２００１）。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法案与公民权似乎无直接关联，但在许多深谙其价值的人们眼中，它却被誉为实质上是障碍者维权运动———这一“最后的公民权运动”———的伟大成果（Ｄｒｉｅｄｇｅｒ，１９８９）。因为，当时人们之所以将障碍者所遭受的歧视与那些因肤色、性别等原因而被歧视的问题置于同一维度上来对待，正是基于公民权中的反歧视理念。从根本上说，障碍者遭受歧视的问题只有通过真正消解社会歧视这一“社会性障碍”，才能更顺利地通过技术上对“物理性障碍”的消除，来实现为障碍者消除障碍的“常态化”（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生活。
（二）精神医学的危机
然而，与此同时，传统精神医学与社会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精神医学因其与神经学、脑科学之间的类似性而增强了医学认同，在貌似能够发挥纯粹医疗功能的期待中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张，由此，精神科在一般综合医院中被广泛地设立（Ｆｒｅ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７）。的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所谓精神疾病成为西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的时期，对于西欧市民而言，这一问题甚至几乎达到了使人谈虎色变的程度。例如在当年的英国，相关的社会福利协会与各类医学机构每隔一个时段就发布相关的统计报告信息，譬如一则统计报告宣称男性中每９人中有１人，女性中每６人中有１人，其一生中可能会进入精神病院。当时全英的病床数有２５％被精神科的患者所占用；而在美国，一年中由医师开具的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处方高达近２亿张（Ｉｎｇｌｅｂｙ，１９８１：３）。
杨锃
三、“反精神医学”的草根组织与“去机构化”
探讨“反精神医学”的谱系，自然不能忽略欧洲大陆。概括而言，“反精神医学”在法国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其堪称“重返弗洛伊德”的发源地，与精神分析之间有着紧密关联；６二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三是引发了反精神医学的草根运动（Ｔｕｒｋｌｅ，１９７８）。的确，福柯、德勒兹与瓜塔里等人在“反精神医学”思潮中所展开的理论探索，与英美等国的学者之间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孙飞宇，２０１２）。从历史的维度看，福柯否认疯狂的真相已被科学所认知，因为他揭示了在现代性确立过程中围绕疯狂而展开的两大动向：一是在监禁空间的内部，疯狂从凌乱繁杂的“非理性”的界定中被独立了出来，并被予以了个别化的处理；二是在监禁之外，通过各种社会和经济策略将作为疾病的疯狂从贫困、悲惨的形象中分割出来。换言之，福柯有关监禁与医学社会功能的研究重新发现了“疯狂”。福柯（２００５：７５－８６）对“疯狂”的探讨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疯癫者”的监禁问题，而且还辐射到了有关对流浪汉、失业者、病弱者及孤儿等群体的大禁闭的问题之中。在其一系列的历史研究中，福柯成功地将包括疯癫者在内的少数人群的声音可视化了。这触及了公共性建设的关键，即实现“公共性”就意味着摆脱基于多数人群所认同的话语来支配少数人群的状况，必须使包括被收容者在内的少数人群发声。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巴扎利阿式的精神医疗改革。德勒兹与瓜塔里合作的《反俄狄浦斯》则呈现出更为宏大的问题意识，为“反精神医学”进一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该书中，他们批判了“反精神医学”创始者莱茵和库珀等人止步于家庭治疗的不彻底性，指出俄狄浦斯情节和现代社会、政治、宗教的支配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欲望”不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个人动机，而应当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要素。从而，他们（Ｄｅｌｅｕｚｅａｎｄ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１９７７）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之中找到了其恰当的位置，在独特的“分裂分析”之中洞察分裂症与现代政治的紧密关联，在沿袭着马克思的主题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新的批判。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丁瑜、李会．２０１３．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充权：一个广州的个案研究［Ｊ］．社会３３（４）：１１７－１４６．
福柯，米歇尔．１９９９．规训与惩罚［Ｍ］．刘北成、杨元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福柯，米歇尔．２００５．古典时代的疯狂史［Ｍ］．
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２０１２．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Ｊ］．中国社会科学（４）：１２５－１３９．
梁樱．２０１３．心理健康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健康社会学综述［Ｊ］．社会学研究（２）：２２０－２４１．
孙东亮．２０１１．“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Ｊ］．法商研究（５）：５１－５６．
孙飞宇．２０１２．精神分析理论的百年发展及其反思［Ｊ］．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９辑）：１５３－１７７．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１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
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王祖承、季建林、浅井邦彦．２０００．欧美１０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Ｊ］．上海精神医学（１２）：５５－６２
杨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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