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3-12 09:11
摘 要：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后，中国农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的彻底消失，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在空间社会学理论视阈下，以皖南Y县D村的减贫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物理空间分异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局部地理贫困的矛盾愈加显著，社会空间分异导致产业扶贫难以推动，人文贫困的问题难以消解，表象空间分异导致物质与精神贫困的危机逐渐加深，网络空间分异凸显网络社会的崛起与信息贫困的广泛存在。基于此，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不仅要实现物理性空间的整合，还应在网络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有机重组，为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相应的空间策略。
关键词：脱贫攻坚；相对贫困；空间分异；空间重组
一、问题缘起：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空间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无产阶级贫困现象及贫困化的现实考察后曾断言：“只有消灭阶级剥削、消除贫富分化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国家治理贫困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脱贫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末的551万人，累计减贫934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亦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9年末的0.6%，预计在2020年将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2]。然而绝对贫困率的下降只是测量标准固化下的一种表象，相对贫困现象仍将长期存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仍未终结。2020年后，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将会进入以相对贫困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即“后脱贫时代”。
空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也是认识社会及其环境的基本感知路径[3]。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空间分异现象，这给相对贫困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首先是物理空间分异。贫困地区的村落作为特定的空间区域，大多地理位置偏僻，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末梢和边缘，经济中心对其辐射带动作用弱，局部地理贫困遂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制约因素。其次是社会空间分异。产业扶贫是当前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是开发式扶贫的核心，但部分贫困地区在产业扶贫中各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尚未厘清，利益主体的诉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下形成了社会矛盾的逼仄、社会关系的分化，并滋生了较为严重的人文贫困现象。再者是表象空间（或曰心理空间）分异。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扶贫实践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以财政投入为主要手段来开展，而这种“被动接受”的扶贫模式难以有效激发贫困人群自主脱贫的决心与勇气，其往往陷入精神贫困的泥淖难以自拔。最后是网络空间分异。在“万物互联”的网络时代，网络空间正随机地嵌入广大农村贫困地区，但由于经济收入、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贫困地区仍然广泛地存在以“数字鸿沟”为特征的信息贫困现象。据此，本文通过对皖南Y县D村的考察，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以及网络空间四个维度，深入分析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空间困境，以期为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相应的空间策略。
二、理论脉络：空间理论在减贫视角下的理论演绎
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多数社会学家将研究焦点定位于诸如阶层、种族、流动、交往等社会过程，忽略甚至遗忘时间与空间的解释视角，将时间让位于历史学、空间交付给地理学[4]。然而，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以及网络空间等综合性空间相互交融且不断分异重组的当代，时间与空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与分析工具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解释力。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任何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都存在于一定的场域之中，不存在脱离空间的社会事实，也不存在哪一个社会过程的演变可以离开时间与空间[5]。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在建立之初就对社会生活中的空间现象或空间问题开展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具体可以归纳为三大学派：一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传统空间社会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eim）、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等古典社会学家，他们的基本立场或学术观点是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进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运行模式和发展逻辑。二是以城市研究为基础的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Burgess）等学者，他们主张把空间视角运用到具体的城市问题研究中以解释都市社会空间异化等现象。三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当代空间社会学派。以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先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积极吸收和借鉴现象学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原则，掀起了从结构论向空间论转变的学术浪潮，在深化空间内涵及其概念外延的同时，也为人们深刻认识社会转型、城乡变迁、贫困治理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其中，列菲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容器”的角色，更是人类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工具[6]，并提出空间研究的三维辩证法，即空间表象、表象空间和空间实践。哈维关注资本与权力共盟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他敏锐地指出盲目的地理扩张只会加剧“区域性空间非正义”问题[7]。苏贾则以洛杉矶公交车乘客联盟（BRU）为例深入剖析了贫困者实现权利的路径，为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保障贫困群体的利益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对空间理论的重新认识以及大量有关空间与贫困治理的优秀成果的引介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并有大量学者从空间视角对我国减贫事业开展研究。从减贫方向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关系来看，国内主要有三条研究脉络。一是研究空间视角下地理环境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李寻欢等以全国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提出了地理资源禀赋是中国村域相对贫困化的主导因子[8]。谭雪兰等人则通过梳理空间视角下相对贫困的研究发现相对贫困的发生是“人地系统”空间失衡的结果，其中土地污染、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是造成地区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9]。二是研究空间视角下社会结构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王志章通过对国家划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实地调研后发现，脱贫攻坚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城乡一体化空间生产过程，其中在社会空间生产的设计中要特别重视对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结构、民族构成、性别结构或是“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进行系统的空间规划[10]。王卓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深度贫困村——“悬崖村”为研究案例，认为地理环境不是产生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空间的社会属性对相对贫困的决定作用往往大于其自然属性[11]。三是研究空间视角下心理因素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高嘉遥等人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认为农村文化心理空间剥夺以及教育的空间不平衡性直接导致了相对贫困的代际延续[12]。张军则通过分析认为相对贫困人口心理空间所拥有的“抱怨”“攀比”“仇富”等消极心态以及“被施舍者”的错误心理定位使相对贫困群体产生难以跨越的“贫困鸿沟”并由此固化[13]。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主要从单一的空间视角围绕相对贫困治理的个别影响因素来展开，而相对贫困呈现出的动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亟待从多维空间视角来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相对贫困治理的多重因素，从而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新的方案。
三、空间分异：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空间困境
皖南Y县D村地处大别山腹地北坡、淮河流域淠河源头，总面积29.5平方公里，下辖30个村民组，该村户籍人口507户200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14户732人、低保户39户88人、五保户8户8人，以户来计算贫困发生率为13%，2016年被Y县列为全县8个重点贫困村之一。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D村在脱贫攻坚战中选择走特色产业扶贫的道路，以传统茶叶、茭白产业为主，以中药材种植、旅游业为辅，同时还引进了光伏发电等产业脱贫项目。2018年8月10日，Y县经过安徽省委、省政府评估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D村也同时退出贫困村序列。这意味着绝对贫困在Y县已经基本消除，而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避免脱贫后出现“返贫”现象，这亟需D村构建起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空间理论视角分析，D村在巩固脱贫成果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网络空间分异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一）物理空间分异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局部地理贫困的矛盾愈显
物理空间即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中“空间实践”的基础，是社会空间“被感知”的维度，也是舒茨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日常存在。物理空间包含着村落住宅、道路、河流等生活环境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自然空间的社会化，它既有原本的自然属性，又具有人化的社会属性[14]。
就D村村民生活的空间面向而言，居住空间、公共空间都属于物理空间。根据调查，早在农业合作社时期Y县就以低价收购D村农产品，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Y县集中工业化、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本。这种“多取少予”“以农养城”的政策造成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空间的城乡二元结构。2016年，D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500元左右，约20%家庭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低于当年国家贫困线。近年来，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打响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D村获得了国家贫困村重点投资资金及项目共计3项：2014年总投资85万元用于硬化中心村庄道路1.2公里；2015年总投资46万用于建设光伏电站1座；2017年总投资178万元用于新建为民综合服务中心1个。这些资金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D村的基础设施，也预示着未来D村将进入以“以城促乡”“城乡融合”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时期。
然而，在城乡一体化空间生产的背后却隐含着局部地理贫困所形成的物理空间分异现象。首先，D村地处大别山区，距当地镇政府、县政府所在地分别有10公里和72公里，且山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盘山修建公路所需成本大、养路费用高昂，道路依山而建危险系数高。由于村内人口稀少，往返村镇（县）班车少，交通线路较为单一，这导致D村始终难以有效融入Y县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之中。因此，在后脱贫时代如何克服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问题依然是对D村贫困治理的现实拷问。此外，D村的地理贫困还表现在因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因灾返贫”。笔者在与当地村干部的访谈中了解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的暴露，D村村民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经常私自采挖灵芝、石斛、白术等中草药以及兰花、多杆映山红等景观植被，甚至部分村民在河道非法建设采砂厂，这些均使得汛期时河流的行洪能力大大降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时刻会让已脱贫的人口再次“因灾返贫”。
（二）社会空间分异导致产业扶贫推动与人文贫困相互交织
社会空间乃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社会关系载体”，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也生产和塑造着社会关系[15]。作为社会空间的村庄不仅承载着村民的交往、生活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也在不断塑造着村庄的空间形态。当前，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重要的脱贫致富内生性机制，是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关键路径，它对于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带动贫困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D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来发展产业扶贫（见表1）。但在产业扶贫中各参与主体权责边界尚未厘清导致较为严重的人文贫困现象滋生。一是贫困户想方设法套取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当贫困户发现扶贫产业获利空间不足时，往往会采取成立“表格上合作，事实上单干”的假合作社，其目的是为了套取产业扶贫补贴资金。比如：D村有5个猕猴桃加工合作社，当3.5万元补贴到位后有3个合作社关闭了猕猴桃加工厂，原因是高山地区、交通不便、雇佣成本高、利润空间小。二是贫困户消极参与，偷工减料，不按正常程序与要求发展产业。比如：D村部分贫困户过于计较个人利益，不善合作，在茶园施肥中“节约”肥料，在茶叶包装中“扣称”，结果产品信誉度、美誉度受到消极影响。三是过度依赖扶贫干部。一些贫困户看到其他贫困户在结对帮扶协助下获得较高的脱贫收益时，产生了对帮扶干部和周围人较为突出的不满甚至对抗情绪，结果导致干群关系疏离、邻里关系疏远，违背了脱贫攻坚的本意。
四、空间重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空间策略
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考察调研时指出：“对于今年全面完成现行指标的扶贫，我是有信心的。……我更关心的，就是今年以后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是不是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就看这些基本的措施是不是稳定的、持续的。[20]”这充分说明进入“后脱贫时代”探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克服贫困治理短期效应，保证扶贫政策有效性的重大议题。基于历史形成的乡村空间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起点与核心。通过空间视角分析皖南Y县D村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后，发现其面临着多重空间分异所带来的挑战，所以在减贫实践中不仅要实现物理性空间的整合，还应在网络社会（又称流动空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有机重组，从而为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相应的空间策略。
（一）整合物理空间，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我国贫困地区的空间特点多为山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石漠化片区，是国家主体功能限制区或禁止开发区，其首要任务是保护，而不是开发，这就需要首先建立物理空间控制的整合机制。对贫困地区的空间控制并不等于不发展，而是要整合空间的现实情况和空间范围内拥有的资源禀赋，本着“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的原则将空间划分为生态保护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例如：合理利用生态保护空间和资源进行软性生产，将拥有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再培育特色产业，扩大就业渠道，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还应建立“县-镇（乡）-村（社区）”三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明确属地责任，坚决避免因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因灾返贫”现象的发生。此外，对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空间进行合理布局，兼顾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Y县大部分产业集中于县城或中心集镇，这导致D村大量劳动力外流，但大多数农民工（含贫困人口）却未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因此容易产生城乡流动性贫困的现象。为此，应考虑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适当转移，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减少城市生产空间对贫困人口的阻隔与排斥，尽可能降低贫困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以及不确定性，进而实现乡村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有机重组。其次，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我国贫困地区多处于跨省域的交界空间内，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划。Y县D村位于A省南部山区，距离邻省B县政府所在地仅有5公里，远低于到达Y县政府所在地距离。因此，不同区域的行政主体应在国家统一政策的引领下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和运行机制，在制定扶贫政策时积极听取来自不同行政主体的意见与建议，协调各方关系，尤其是在交通、水利、住房等项目布局及资金投入时要从整体出发兼顾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有利于同一空间内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从而形成以城带乡、以城促乡、城乡联动的良好空间格局。
（二）重构制度空间，建立产业培育机制
制度原本具有刚性属性，但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无法消弭的弹性空间。因此，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中，首先需要重构制度空间，守住制度的刚性边界，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为此，一是要保证扶贫政策的连接性与持续性。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同时，总结贫困治理经验，认真研究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方案。对于成功“摘帽”的贫困地区与群体，要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确保扶贫政策持续发挥效力。此外，在后脱贫时代要特别注意社会中某些特殊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譬如针对农民工群体、五保老人、留守妇女、残疾儿童等，要创新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的转变。二是要完善部门协同保障与多元监督考核机制[21]。建议加强国家层面扶贫管理机构的顶层设计，并结合全国各地区实际情况，统筹管理地方扶贫机构和部门，这样不仅能够改变过去“九龙治水”式扶贫的弊端，还能消除碎片化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从而实现制度空间重组。与此同时，还应设立专门的扶贫监督考核部门，统一脱贫考核评估规范，建立综合性考核标准，杜绝“填表脱贫”“数字脱贫”“刷墙脱贫”等扶贫乱象。可以适当引用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方评估，形成公正、科学、高效的脱贫绩效考核体系，以此评估考核政府部门贫困治理的效果。
其次，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打造产业培育机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目标，也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出路。但在产业扶贫中各主体在村庄场域内互动博弈形成的空间政治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空间矛盾，制约了产业扶贫及精准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22]。为此，产业扶贫必须打破现有的空间政治，建立产业培育机制，这样才可能为相对贫困治理创造条件。一是要融入全国市场空间。选择扶贫产业要以产品在全国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为依据，积极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产业，推动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支持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示范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农民脱贫增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二是要规范主体博弈的社会空间。建议地方政府设立扶贫诚信档案，加强扶贫资金的使用监管，厘清扶贫资金与扶贫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严防套用扶贫资金的私利行为。此外，可以组织村民代表对村庄精英、企业使用扶贫资金情况进行监督，在村庄场域的熟人社会中形成道德压力。对于贫困户，要教育其摒弃“等靠要”的思想，激发他们自信自立自强。
五、结语
随着中国农村后脱贫时代的到来，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拷问，同时也将进一步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而相对贫困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集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等因素为一体的复合现象。从空间社会学角度看，相对贫困治理包含着由地理关系、行政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基于风俗习惯的日常生活实践）等构成的地理空间、制度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等多重空间内涵。而时下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正不断使乡村贫困地区出现空间分异现象，这给相对贫困治理带来较为严峻的空间困境。因此，深入分析这种现象的形成机理，积极探索相对贫困治理工具的空间重组能够不断提升农村贫困治理的效能，进而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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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华玲，吴宗友.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05）：57-63.
丁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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