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高职教育改革:动因、趋势与路径

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1-02-25 09:45

  摘 要: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高职教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发展周期​‍‌‍​‍‌‍‌‍​‍​‍‌‍​‍‌‍​‍​‍‌‍​‍‌​‍​‍​‍‌‍​‍​‍​‍‌‍‌‍‌‍‌‍​‍‌‍​‍​​‍​‍​‍​‍​‍​‍​‍‌‍​‍‌‍​‍‌‍‌‍‌‍​。高职定位明确与院校执行不到位、政府投入大和社会吸引力弱、毕业生就业率高与满足度低等三大落差是高职教育改革的直接动因​‍‌‍​‍‌‍‌‍​‍​‍‌‍​‍‌‍​‍​‍‌‍​‍‌​‍​‍​‍‌‍​‍​‍​‍‌‍‌‍‌‍‌‍​‍‌‍​‍​​‍​‍​‍​‍​‍​‍​‍‌‍​‍‌‍​‍‌‍‌‍‌‍​。高职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从发展趋势看,其教育体系将从割裂走向畅通、办学主体将从一元走向多元、教育职能将从单极走向兼顾、生源结构将从适龄走向“大龄”、竞争领域将从外延走向内涵​‍‌‍​‍‌‍‌‍​‍​‍‌‍​‍‌‍​‍​‍‌‍​‍‌​‍​‍​‍‌‍​‍​‍​‍‌‍‌‍‌‍‌‍​‍‌‍​‍​​‍​‍​‍​‍​‍​‍​‍‌‍​‍‌‍​‍‌‍‌‍‌‍​。为此,高职新一轮改革要对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培养目标多元化、课程多类型、学生评价多维度、实训条件生产性、师资队伍建设柔性化等方面跟进改革。

  关键词:高职教育;新一轮改革;现实困境;发展趋势;改进策略

  作者简介:壮国桢,男,江苏省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预示着高职教育迎来了又一个改革发展周期。《方案》从国家层面描绘了职业教育改革的规划蓝图;百万扩招提供了补齐高职培训“短板”的重要机遇;本科高职试点打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双高计划”将打造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新高地。在规划蓝图的引领下,如何设计配套的“施工图”,搞好自家的“精装修”,则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一道考题。

新一轮高职教育改革:动因、趋势与路径

  一、回望高职教育现实之困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高职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教育,2018 年招生、在校生规模均达到1978年的30倍,助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48.1%,是1998 年的5倍。”[1]但从高职教育的内外部观察,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三大落差。

  (一)高职教育定位明确与院校执行不到位的落差

  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概念开始,高职教育的职能定位逐步清晰。1996年《职业教育法》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从法律层面确立了高职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之后,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了高职教育定位,强调“要扭转目前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过多强调学科性的倾向”,要“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提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是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等等。上述法律和文件明确了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高等性与职业性并重,因此,高职“既不是普通本科教育的简单压缩,也不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简单升格”[2]。然而,这些定位并没有得到院校层面一以贯之的执行,人才培养经常在高等性和职业性之间“游走”。自1999年高校大扩招之后的十年,高职教育参照普通本科教育办学,高等性得到了有效维护,而职业性则提升缓慢;2007年开始试点、后逐步推广的高职单独招生改革,则使其生源受到影响,高职院校在顽强坚守职业性的同时高等性又逐渐失守,“高职‘高等性’内涵不同程度地失义、失能、失效”[3],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投入大和社会吸引力弱的落差

  2006年,教育部对高职院校提出了“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把学校的发展重心放到内涵建设、提高质量上来”的要求,高职质量建设进入“快车道”,并把项目引领作为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2006年实施“示范校”建设计划,2010年实施“骨干校”建设计划,2015年启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又推出了“双高计划”,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旨在提升高职教育的不可替代性。然而,从总体来看,这些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高职有“高峰”,但还没有形成“高原”。在高职教育领域,通过项目建设,少数院校发展较快,能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但从整体上看,高职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并未凸显,高职院校发展极不平衡,其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社会认可度低,对学生的吸引力弱,少数高职院校甚至出现生存危机。

  二、审视高职教育发展之势

  明确方位才能找准方向,把握大势才能赢得未来。随着《方案》各项政策的落地,高职教育在新一轮改革驱动下,将会形成新的发展趋势。

  (一)教育体系从割裂走向畅通

  在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我国高职教育开始了近20年的实践探索,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高职教育也一直经受“类型”与“层次”之争的困扰。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同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阶段要在办好现有专科层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并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就是说,高职教育本科阶段的任务由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而来,要求地方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类转型,承担本科职业教育任务。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本科院校呈现出“不想转、不愿转、不敢转”的态势,成效并不明显。直到2019年1月《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年,两批21所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至此,高职教育才真正具备了独立体系,也才真正具备了类型的基本元素,也为高职“类型”与“层次”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二)办学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

  早在2002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格局”,这是我国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方向。据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高职院校1 400所,其中有公办高职院校1 083所,民办高职院校317所[7],但行业、企业的参与度略显不足。像山东海事职业学院“企业办学底子、民办高校牌子、混合所有制里子”[8]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还凤毛麟角。

  作为一种类型的高职教育,在未来的探索实践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混合所有制学校。高职教育的办学主体将更加多元,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校企协同育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高职教育将会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态势。

  三、探寻高职教育改革之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随着高职教育体系的完备、办学主体的多元、职能的拓展、生源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高职院校必然要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生评价、实训条件、师资建设等方面开展跟进式改革,以彰显高职教育特征。

  (一)培养目标的跟进:多元化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提出,要“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方案》也提出要“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1”是指学历证书,“X”指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应对生源的多样化和学生求学诉求的多元化,作为全面反映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规格的学历证书和反映个体职业技能水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都可以作为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当前高职生源的实际状况看,至少可确定四种培养目标。一是升学型。随着本科高职的试点,专科层次的高职学生在现有“专转本”“专接本”的形式下,将有更多的上升通道。因此,高职院校要充分满足有升学愿望学生的需求,为他们的转学、升学提供服务。二是技术技能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导向也是高职重要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学生选择高职的主要动因和主体诉求。为此,要针对就业愿望强烈的学生,为他们制定技术型和技能型培养目标。三是培训提高型。这是高职院校急需补齐的短板,是“两条腿走路”的主攻方向,主要面对企业下岗人员、农民工、退伍军人等对象。四是文化体验型。这以非学历教育为主,主要针对外国来华留学生和社区有需求的社会人员等。

  (二)课程改革的跟进:多类型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产业的转型升级、技术的高移以及学生的学业基础,这些都是重构高职课程体系必然要关注的重要方面。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点应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多类型的课程体系。

  从一定程度上说,能否提供足够多的、满足不同需求的课程是衡量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成熟教育类型的重要标志。为适应培养目标多元化的要求,高职院校要研制“一专多本”的课程体系。在跟踪企业需求和了解学生诉求的基础上,改造原有“刚性”且单一的课程体系,制定不同培养目标下的“柔性”课程体系。一是升学型课程体系,主要根据统考的课程和本科院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要求,构建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二是技术技能型课程体系,可以细分为技术型课程体系和技能型课程体系。技术型课程体系以理论为主、技能为辅;技能型课程体系以技能为主、理论为辅。这两类课程体系都要突出实践导向,贯彻“实践到理论”“实践先于理论”“实践多于理论”的理念,少讲“是什么”和“为什么”,多讲“用什么”和“怎么用”,并“把产业最先进的元素融入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真正解决职业教育要教什么的问题”[11]。三是培训提高型课程体系。采用订单方式,既可以“私人定制”,按照培训单位的要求组建个性化课程,也可以与技能等级证书对接,以“证”代“课”。四是文化体验型课程体系,可分为来华留学人员课程和社区人员课程等,根据需求单独组建。

  在不同类型课程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学生的中途转换需求,建立便于转换的课程机制。升学、就业、培训的联结和转换主要在于课程,要根据学生的需求,课程可以任意“组装”和“拼接”。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就必然要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学分制可以方便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时间自主安排学习进度,也可以不断调整自身的求学目标。学分制改革是高职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体现高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郭文富,马树超.扎根中国大地:新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与贡献[J].中国高等教育,2019(20):16-18.

  [2]周济.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视频会议上的讲话[N].中国教育报,2006-11-14(1).

  壮 国 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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