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论文范文 发表时间：2020-07-09 09:11
【摘 要】“学”如何成就“人”，是哲学话题，更是教育的永恒话题。书院教育传统长期探讨学习与人的关系，学习服务于人的发展成为书院文化的主流。书院修身明理，传道济世的教育宗旨，修身与修学统一的教育特质，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式，经师人师合一的导师风范，均指向人的发展。书院教育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值得当代教育研究借鉴，以达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学以成人；书院教育；修身修学统一；传承创新
2018年8月13日至8月20日，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确定为“学以成人”。“学”如何成就“人”，是哲学话题，更是教育的永恒话题，既涉及如何理解“学”的问题，也关乎“学”如何“成人”的问题。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镌刻的“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就是知识”，斯宾塞提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启示后人：知识的价值是孕育智慧和美德的种子，它引导人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而在东方，《论语》第一章《学而》开篇“学而时习之”，《荀子》第一篇《劝学》首句“学不可以已”，则强调人的发展处于学习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知识可能会过时，但是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所养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则会伴随人的一生。
书院教育传统长期探讨学习与人的关系，学习服务于人的发展成为书院文化的主流。1941年梁漱溟在重庆创办勉仁书院，力图改变“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的时弊，“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青少年，正是身体成长、学力发展、精神发育、人格养成的重要人生阶段，教育如何“以文化人”“转识成智”，帮助学生养成终身发展的素养与能力，从而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书院传统中的优秀因子值得我们借鉴，应该成为当代教育在求变与重建中的定力。
一、教育乡愁：重温书院情结
提及书院，我们自然会想起“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这四大书院弦歌不绝的古道遗风。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书院集刊藏、祭祀、讲学、传道等功能于一体，是师生群居讲习、修身明理的文化中心与精神家园。书院教育培育了一代代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讲学传道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教育大家，从张栻、朱熹、胡瑗、陆九渊到王阳明、湛若水、王夫之、康有为等，无不投身于书院教育，薪火相承，死而无憾。
近代以来，以大批量生产、效益至上为发展特征的工业社会，孕育了标准化、压缩式的班级授课制，其消极影响是漠视“人”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当下应试背景下教育目标的功利化、学习过程的简单化、课程内容的窄化、学习方式的僵化、师生情感的淡化等问题又日益严重。许多教育者把救赎之道寄托于书院文化，希望在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规律，获得滋养。然而，对于书院教育传统，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
书院一词出现在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也指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宋代，随着官学衰落，书院逐渐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教育机构，宋明时期的书院，是先贤为了纠正官学“唯科举”的功利主义时弊而创办的，强调教育价值乃“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非“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江苏书院道统的建树，应以安定书院为标志，南宋胡瑗于泰州创建的安定书院，“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和“分斋治学”的教学特色影响深远。江苏书院的辉煌顶峰是无锡东林书院，明代的东林书院是全国学术中心和议政中心，它以“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理念，明确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道义，更以完善的“东林会讲”制度，传道济世，弘扬“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教化功能。发展到清代，江苏书院因为革故鼎新，弘扬时代精神而领风气之先，据《古代书院史资料》记载，江苏书院兴复、新建总计达253所，江苏再次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南京钟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一时声誉鹊起。
书院自宋以后历经盛衰，伴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而废弛。1901年，光绪皇帝诏命“废科举，兴学校”，书院制随科举制一起被废。
近年来，实施书院制教育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尝试。通过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加强通识课程，拓展学术及文化活动；建设学习生活社区，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混合住宿、互相交流；在研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打通文史哲学科界限，进而融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二、书院宗旨：“修身”“修学”统一
书院继承儒家教育传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价值，而以“修”为教育理想的起点，《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一切人，无论影响力大小，都有责任通过“修”这一道德践履，推己及人、立己达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在书院传统中，修身与修学是统一的。钱穆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是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典范，其九大书院的“院训”均如此：新亚书院校训为“诚明”，“诚”指向德性的修养，“明”指向知识的探求。崇基学院即以“止于至善”为校训，寓意在道德与真理两方面不断追求圆满。联合书院以“明德新民”为校训，宣示人生的学业与事业不止于个人的修养和博知，而在推己及人，关心和改革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最完美的人是德才兼备、文质兼美的“君子”。从书院传统看，君子之学有两个目标。第一，明理修身、安身立命：辜鸿铭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是教导学生“做个好人”，书院不仅承担传授知识的责任，更承担着与西方教会类似的使命，那就是灯塔般的精神引领，他对西方学者演讲时说，“在中文里，宗教的‘教’与教育的‘教’使用的是同一个汉字”。第二，立己立人，传道济世：人人禀赋各异，抱负不同，君子与小民各安所命，然而君子在个人修身修学的基础之上，还应该推己及人，由一家到一乡，及至服务社会与人类。
学以成人，修己安人。教育对人的成就首先着眼于涵养精神与健全人格，而非教授某种技能。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观现在，衣食足了却未必知荣辱。富了，不知如何在价值观上秉持道义；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上自我勉励。成者，不知如何让情操获得净化；困者，不知如何让心神获得安宁。而作为社会精英，他必须自觉地超越“钱”与“权”的价值取向，从“经济人”转化为“生态人”和“文化人”，在尊重生态和文化的前提下，厘定经济的速度、质量和方向。
三、书院形态：充满人文主义光辉的文化中心
书院是师生修身明理，治学传道的文化中心与精神家园，对于人的关切，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使书院充满了人文的光辉。1949年，钱穆在中国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申明“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因为“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之狭义的目标的流弊”。
在书院中，文明教化的使命和讲学治学的责任自然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交相辉映。人是中心，一切服务于“人”本身，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在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荀子提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育人理想。同时期的雅典学院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在围绕“人是找寻意义的动物”进行对话。教育发展的少年时期与生命成长的少年时期相契合，开始摆脱愚昧的束缚，权力的压制，理性地思考如何实现人的价值。今天，我们在岳麓书院还可以看到朱熹等大儒手订的学规、课程，他们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研习经典，用经典来思考人生价值，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学习群体的、个人的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推崇专业的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成功之路往往基于选择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这些专业肯定是时代所需要的，但是教育必须思考如何在一个专业主义的教育系统里挽救人文主义的价值。学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研究以环境、和平、人性等此类现实问题为主题的，打破文史哲科界限的通识课程。教育需要培养学贯中西、会通古今、融合文理，具有全球视野、理解传统与现代、融通专业与人文的现代人。
我们希望，学校是书院式的充满人文光辉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人经历着一种幸福完整的学习生活。我们难以描绘所有好学校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意蕴，但它至少是面目可亲、精神可敬、值得留恋。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教育的功利主义，“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教育的压迫性，“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课程繁杂，“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他盛赞古代书院的优秀在于“一来，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体现人文关怀的校园常常显得“闲适”和“散漫”，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气氛，恰恰提供了自由成长的时空，对于“三点一线”式的永远需要埋头赶路的校园生活来说，讨论这种“闲适”显然有特殊的意义。
精神自由与学术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书院会讲，提及书院会讲，大家必然会想到“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于信州（今江西铅山）鹅湖书院讲学。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倡导“格物致知”，陆九渊认为“发明本心”。朱陆两派观点针锋相对，辩论持续有十日，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门户开放，学术争鸣式的书院“会讲”，目的不在于分出学问高下，而是启发学子如何以兼收并蓄的胸怀与独立自由的精神坚守学术的纯净，如何在相互之间的诘难与拷问中自觉地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
四、书院修学：知行合一，沟通社会，面向世界
书院传统强调知行合一的治学“工夫”。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闻见之知”，都要在躬身践履、身体力行中体察、体证。如同“知道”游泳不等于“会”游泳一样，面对一个经典文本，即便下了苦功去了解，如果没有全身心参与的切记体察，那么仍然不会有收获。
知行合一的体证“工夫”，不是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走进社会，走进生活，知识就生动了，广阔了。以“明体达用”为教育信仰的胡瑗，最反对闭门读书，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书院提倡修己安人，推己及人，这里的“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伦理网络的中心点，个人同家庭、邻里、学校、国家甚至天下联系在一起。钱穆说今天的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是人类的文化价值；二是个人的生活理想，把公共福祉当作自我福祉。
今人误以为书院文化是封闭守旧的，其实并非全然如此，历代书院将培育经世致用之才作为根本任务，在时代剧变时，更要求读书人洞悉社会民生，关注世界风云。清代书院课程中已经有天文、算学、地理、历史、声、光、化、电等科学。清代书院盛行考课制，李鸿章作为朝廷命臣为格致书院拟定考课题，连续五年共命有15题，例如，“《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爱，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尽变其说，逮达尔文，其学益变，能详溯其源流欤？”
走进社会，面向世界，学习就生动了，真实了；学习的过程不是走进一条逼仄的知识胡同，而是走进一个广阔的文化原野。
五、书院导师：人师经师，亦师亦友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说：“‘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
导师是书院的灵魂。历代名儒筚路蓝缕，于偏僻乡野创办书院，言传身教合一，学生终身企慕追随。他们朝夕相处，同修身、同游学、同传道，“道在深山，学在民间”，远离尘俗的书院充满着宗教氛围与精神气质。学生对导师人格与风范的钦佩远远大于知识的接受。梅贻琦认为“师生犹鱼，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样一种“从游”关系，使教学活动成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
孔子从不认为自己有过人之处，认为自己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这恰恰是现代教师的通病。对于教育事业来说，厌倦乃是第一罪恶，因为孔子说“居之倦，则行之必不能以忠”。不忠实的劳作，必然不忠于教育规律，不忠于培养人的根本任务。如果抛弃杂念，做一个纯粹的教育者，那么每天的事业无非“学”“诲”，“学”以自利，“诲”以利他，利己利他毫不冲突，便是教育者“好之乐之”的充分理由。
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开宗明义：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我们研究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实现习总书记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传统与现代，都在以各种形式面对教育的终极问题：人类的发展。
我们都在传承和创造关于人与社会的信仰。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的、创新的时代，我们不能忘记当今时代的特点，要培育具有时代精神、积极创新的人，而不是唯唯诺诺的旧时代书生。
作者：陆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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